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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态宗教遗产地与宗教社区的认知与保护——以五台山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为例

    关键词:风景园林;宗教遗产地;活态;宗教社区;五台山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ligious heritage site; living; religious community; Mount Wutai

    摘要:从活态宗教遗产的概念与属性出发,分析活态宗教遗产保护的关键因素,以及宗教社区在活态宗教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并以五台山文化景观为例,分析其“活态”特性、分析宗教社区在五台山宗教文化景观价值形成和传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遗产保护和宗教社区的当代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出在宗教社区和遗产保护社区之间建立对话互信,并加强宗教社区的能力建设,就宗教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合作机制和遗产教育展开专项研究等建议。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of living religious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role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living religious heritage based on their concepts and attributes. The paper takes Mount Wutai World Cultural Landscape as an example which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ving religious heritage site in China and concludes its "living" feature. By comparing the historic rol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ount Wutai religious communitie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advice as the following: dialogue and mutual trust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communities; capacity building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pecial research proposals should be launched about management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on and heritage education for religious communities.

    内容: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有近20%的遗产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或精神联系,被归类为宗教遗产,它们代表着全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对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1]。近10多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三大咨询机构ICCROM,ICOMOS,IUCN等国际组织都在积极推动着宗教遗产和圣地的研究与保护,2003年ICCROM举办了“活态宗教遗产:保护神圣性”论坛(Living Religious Heritage: conserving the sacred),并发布了同名报告(以下简称《ICCROM报告》);2005年15届ICOMOS总干事决议呼吁建立宗教遗产保护的国际主题计划,并于2010年11月发表《基辅声明:在世界遗产公约框架内的宗教遗产的保护》(Kyiv Stat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以下简称《基辅声明》);2008年IUCN发布《自然圣地保护管理指南》(the UNESCO MAB/IUCN Guidelin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acred Natural Sites,以下简称《自然圣地指南》);以上研究的共同热点之一是探讨宗教社区(包括信仰者、传统或当地居民)与宗教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关系。2011年、2012年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决议中均进一步鼓励各缔约国对这一议题展开调查研究。2013年5月在莫斯科组织了以“宗教社区的能力建设”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同年8月,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各咨询机构和当地宗教社区代表针对希腊Mt Athos这一活态宗教遗产的典型案例举行了保护与管理战略框架的多学科国际研讨会;同年12月,ICCROM与韩国文化遗产管理部联合举办亚洲佛教遗产保护论坛,重点探讨如何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
        宗教遗产是中国存在的最广泛的遗产类别之一,包含大量的物质实体和无数的相关传统、实践和节日。作为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是世界文殊信仰中心的极值和亚洲的朝圣中心,其文化传统依然生机勃勃[2],传统的宗教社区依然存在,堪称我国活态宗教遗产的典范。ICOMOS提出的“在管理中应高度重视其结构、内在关系及仍然存续的宗教仪典”的建议[3],引发学术界在对五台山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以下简称OUV)的重新认知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从单纯的物质实体和空间拓展到文殊信仰、佛教音乐和礼仪等非物质要素,并形成了把五台山视为文化发展的活态系统,对“活着”的佛教文化共生体(包括山、林、寺、田、佛、僧、众)进行整体保护的思路转变[4]。由此,无论是从非物质要素的活态传承,抑或“佛教文化共生体”的整体保护,都与五台山当地的僧侣信众和传统居民所构成的宗教社区紧密联系起来。怎样认识他们在遗产“活态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解决宗教社区为自身发展产生的利益诉求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五台山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管理与保护的重点与难点。

    1  活态宗教遗产地的概念与关键因素
    1.1  活态宗教遗产地的概念
        ICOMOS将宗教遗产(Religious property)定义为有宗教或精神联系的任何形式的财产,如教堂、寺庙、神社、清真寺、圣地景观及圣林等。IUCN将圣地(Sacred site)定义为对居民和社区具有特殊精神重要性的区域[5]。宗教遗产包括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雕塑等物质遗产,以及宗教仪轨、宗教音乐、宗教思想等非物质遗产。宗教本身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殊的文化现象①。文化的活跃将会导致传统信仰系统的活跃,会随着时间流逝和环境变化而逐渐进行适应性的改变。因此,宗教遗产从广义而言均具有一定的活态(living)特性。
        然而,学者对于活态一词的理解各有千秋,对于“Living religious heritage site”的定义和研究范畴也存在分歧。Nobuko Inaba认为,活态作为静态(dead)的反义词,指遗产仍在使用[6]。中国学者单霁翔则认为,活态是指遗产的原始功能仍在使用,且在现实生活中仍在发挥作用[7]。而Gamin Wijesuriya指出,活态性(livingness)表现为原有价值和相关社区依然存在并将延续至未来。Ioannis Poulios总结出活态宗教遗产地的重要属性为:1)连续性(continuity),包括宗教功能的连续性、维护过程的连续性;2)变化(change),顺应社会环境变化而进行的功能、空间和社区存在的适应性调整;3)核心社区(core community),与遗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维护遗产功能延续空间定义和布局过程的宗教社区,和遗产地应被视为一个整体[8]。以上观点均认同活态宗教遗产地首先基于该遗产地仍在使用,但Nobuko Inaba的研究对象比较宽泛,将一些不再具有原始宗教功能而改作他用的宗教遗产也纳入到研究范围内,侧重于通过功能转变而延续建筑生命并进一步表达遗产精神内涵的方法;而后几位学者的研究范围更为明确,将“原有”相关社区的存在或“原有”功能的延续作为“活态宗教遗产”的评定标准,侧重对于遗产类型的界定。
        考虑到研究范围和涉及的研究对象,本文参考Ioannis Poulios的观点,将活态宗教遗产定义为保留其原有的宗教功能,在宗教信仰者的维护下,面对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进行功能调整和空间布局演变的宗教遗产地。尽管学者对活态宗教遗产的理解并不一致,但是大部分讨论都将其归为文化景观一类,并与非物质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联系起来。
    1.2  活态宗教遗产地认知的关键因素
        “活态”遗产与其他“静态”遗产相比,其认知和保护的关键因素在于:首先是要强调非物质要素的保护与物质实体的保护同等重要,进而,还要强调对非物质要素与物质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的认识和保护。
        《ICCROM报告》指出,认识活态宗教遗产的关键在于理解物质宗教客体(tangible religious objects)、结构和场所的非物质重要性(intangible significance)[9]。《自然圣地指南》认为,识别自然圣地的场所精神与自然和文化价值同等重要,而场所精神则是由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之间不断互动、共同演化的结果,是一种共生关系。
        传统使用者在应对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时,会对宗教活动、仪式或节日等非物质要素或实践活动进行适应性改变,并相应产生调整物质空间的需求。这种非物质文化的调整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和传承规律,而由此产生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整合互动则是宗教遗产得以活态延续的必要条件。因此,对于活态宗教遗产的完整认知和保护,必须将其纳入到整体的、非物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来加以定位和解读,并与遗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价值整合起来。

    2  宗教社区与活态宗教遗产地保护
    2.1  活态宗教遗产地的首要利益相关者——宗教社区
        注重非物质遗产及其与物质遗产整合互动关系的保护是认识和保护活态宗教遗产地的关键。而目前对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呈现出由以往对传承客体形态的关注转移到对传承主体本质的关注[10],即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关注。这也使得活态宗教遗产的保护与其传统使用者——宗教社区联系起来。此外,活态宗教遗产作为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对其保护也与首要文化利益相关者紧密相关。Ken Taylor指出,“没有特殊的群体应该有特权超越遗产地的文化利益相关者”[11]。世界遗产系列论文26号: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手册(World Heritage Papers Series No. 26: Cultural Landscapes,A Handbook fo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提出的文化景观保护指导原则中,认为与文化景观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对话与协商,引导他们参与到文化景观具有何种价值,以及如何保护这种价值的过程讨论中,并使之参与到管理的全过程是保证文化景观的价值得到长期保护的关键所在[12]。
        对于活态宗教遗产而言,宗教社区是其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活态宗教遗产保护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活态宗教遗产的构成要素,宗教社区在遗产地价值形成、维持和持续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重要的保护对象;另一方面,作为遗产的现任使用者和监护人,他们又是实施保护的最直接的作用主体和推动力量。例如,新西兰的毛利族会堂(Maori meeting-houses)是其原住民毛利人最重要的建筑遗产及文化和精神价值的载体。作为这些文化遗产的传统监护人,毛利人不断进行着会堂的翻修以维持其最佳状态,这种维护是毛利人祖先崇拜的重要组成,翻修也被视为毛利人进行传统艺术知识应用和技艺传承的过程,同时,不断引入新的建筑材料、雕刻和绘画技术并融入新的艺术理念,亦能够深刻的反映出毛利组群各部落的在当代环境的影响下的社会演变。
    2.2  活态宗教遗产地保护——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方法
        宗教社区作为首要利益相关者,理应介入到活态宗教遗产的保护之中,这使得活态宗教遗产的保护方法发生变化。Ioannis Poulios认为,以往以价值为基础的方法(values-based approach)将过去存在的物与现在的人二元对立,把遗产过去状态的保护视为真实性保护的要义;而活态遗产则把物与人统一起来,将由现存的核心社区引发的连续演变过程视为真实性保护的重点,并认为这种演变是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活态遗产应采取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community-based approach)。基辅声明指出,宗教遗产的保护首先是宗教社区的责任,理想状态下,保护应由宗教社区推动,并与遗产保护专家和关心遗产的人士合作执行。同样以毛利族会堂为例,这些建筑遗产的翻新是毛利人遗产活态传承的一部分,且应由其传统的监护人—毛利人主导完成。目前,新西兰政府已启动资助计划帮助培养毛利人的遗产保护技术专家,并试图通过技术、艺术和管理培训,逐渐形成以毛利人部落文化为基底的自我维护、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的途径。
        面对在宗教遗产保护与管理当中对宗教社区的意愿缺乏尊重的现实状况。ICCROM与IUCN均从各自领域提出建立宗教社区与遗产地管理者的积极对话与合作,理解互信并尊重变化及价值,尊重宗教社区在规划管理中的参与地位的建议。《自然圣地指南》表示,应在正确的国家政策框架下尊重圣地守护者的权利[5]。基辅声明进一步指出,相互认可和尊重将会为共享遗产的精神及宗教价值提供多样互补的视角,活态遗产地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管理政策,该政策应将其独特精神性质作为保护的关键要素。如果缺乏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商讨,这种政策将不具有可持续性[13]。
    3  五台山活态宗教遗产与宗教社区
    3.1  对五台山活态宗教遗产和宗教社区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五台山因符合世界遗产第(II)(III)(IV)(VI)等4条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其独特的佛教圣山环境、寺庙建筑及雕塑均与当时的世俗建筑体系和建筑技术息息相关,传递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匠作技术的艺术成就,反映出人类宗教、历史、技术、政治和审美在各时期的特点和不断地演变的路径。
        追溯五台山的历史渊源可知,其宗教遗产的形成与发展均与五台山的僧侣信众及当地居民密不可分。首先,正是通过宗教人士对佛经的解读,将五台山的地理特征演绎为文殊菩萨的住所,并进一步解释为文殊菩萨的种种智慧德行,五台山从而正式成为文殊道场。随后,在历代高僧和众多信众的经济、技术和精神支持下,五台山逐渐形成人与自然、与佛教音乐、礼仪等非物质文化要素有机交融的独特格局。此外,在遗产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当地的僧侣信众依照佛理中蕴含的生态思想,维护和监管着五台山的生态自然环境。可以说,五台山文化景观是五台山宗教社区在佛教文化背景下对山川风物所进行的佛理化的阐释,是佛教文化族群集体出于自觉、内在的意愿所构建的文化图式,是在内在和外在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作用下,以文殊信仰等非物质文化为内核,以寺庙与周边景观等物质客体为载体的活态文化系统。五台山宗教社区是该活态系统的创造者、监护者和传承人。
    3.2  当前五台山宗教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当前,五台山采用的是当地僧侣负责遗产的日常使用和维护,风景区人民政府负责遗产地整体管理和规划的双重管理模式,对遗产地核心区新建和扩建活动一直秉持审慎严控的保护思路,将台怀镇的居民向缓冲区外疏散成为缓解空间矛盾的主要策略。这些措施尽管对遗产风貌的维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忽略五台山宗教社区在应对当代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利益诉求。比如,五台山僧侣信众人数的增加以及佛教本身所进行丛林改革,均导致佛教建筑体量和布局的功能性变革和空间的多元化需求;同时,由于多部佛教典籍和民间传说涉及对于修建或修补寺庙的鼓励,僧侣信众将修建寺庙视为积累功德的行为;再加上由于旅游经济刺激引发的核心区的人口集聚,均导致五台山宗教社区产生迫切的扩充居住空间和生活设施的需求,并且追求新建寺庙的宏伟壮观。
        在实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也没有合理疏导渠道的状况下,宗教社区采用了非理性的应对方式:为了规避核心区限建的规定,各寺庙将建设行为扩张到原本清净、“有惹垒土”的5个台顶,在建设过程中采用先修建,后报批,边修建,边报批的抢建方式。由于时间仓促及宗教社区的遗产保护知识和能力有限,建筑方案未能得到仔细推敲而付诸实施。建设行为在非遗产核心区的无序蔓延、建造方案和技术粗糙、建筑体量过大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遗产风貌。尽管《五台山世界遗产地管理规划》(2005年)文本中明确表述:“对严重影响环境的建筑及构筑物依法予以拆除”,然而,寺庙建筑风格、色彩是否协调,体量是否过大本身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且由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该规定在执行上具有相当的难度。此外,尽管作为台怀镇居民的疏散地金刚库旅游基地已建成完工,但由于促进五台山旅游经济实体转移的配套政策并未到位,疏散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出现了居民的“回流”现象。

    4  结论与讨论
        历史上五台山宗教社区基于自身传承需求的新建和改建活动是遗产的创造,而现在这种行为则容易打上“改变文化资源真实性”的标签而备受指责,历史上原本作为支持宗教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社区,现在却成为障碍而需要向外疏散。遗产保护能力的缺乏使得宗教社区不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遗产传承人和监护人作用;相反,其某些行为却成为破坏遗产风貌的不和谐因素。对比五台山宗教社区的历史作用以及在当今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并借鉴国际学术界对活态宗教遗产保护的讨论,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的保护方法进行反思,并对宗教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
        《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2005年)指出,在亚洲,遗产地保护应当并将一直是一种调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不同价值的协商解决方案,这种“协商状态”是亚洲文化进程与生俱来的一种价值[14]。对于活态宗教遗产这种特殊的遗产类型而言更是如此,理解其关键的文化利益相关者—宗教社区在保护和管理中的重要性,并基于这种理解建立沟通、协商与合作,进而在严格控制的同时允许其进行适度的改变和调整,更是其得以活态传承、维持其生命力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界对于利益相关者合作参与遗产管理与保护已达成共识,然而,怎样合作,采取何种机制促进各利益方公平有效地参与遗产管理并共享利益仍是待解的难题,这也使得遗产地的合作管理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
        回顾基辅声明的12条建议可知,其反复强调的是理解宗教社区的重要性,以及在保护社区与宗教社区之间建立互信、理解与尊重。具体就五台山而言,一方面,保护机构需要对五台山僧侣信众和当地传统居民的作用和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尊重和理解他们对空间格局和设施的新需求并努力寻求相应的解决措施;另一方面,五台山宗教社区需要真正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理解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才能自觉配合管理机构执行相关管理措施并积极提出建议;最终,建立以五台山宗教社区为基础的,各利益相关者互相理解、协商合作的可持续的遗产管理模式。其中,保护社区和宗教社区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是合作共管的前提,通过解说教育,不断提高两者的遗产管理和保护能力是共管的基础。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重新审视宗教社区在五台山宗教文化景观的遗产监管人和传承者的作用和地位,加强风景区人民政府与当地僧众和传统居民遗产合作管理机制的专项研究。具体措施为:1)定期召开由风景区人民政府、宗教社区和保护专家参与的多学科遗产保护与管理研讨会,就利益诉求、规划措施提出的原因、实施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沟通,通过签订协议或备忘录的形式明确具体的合作模式;2)在此基础上,完善遗产地规划体系,在五台山遗产地管理规划的宏观指导下,就宗教社区的利益诉求和保护与发展出现的矛盾进行规划调整并相应完善下位规划和行动计划,并在规划的立法环节中保障宗教社区的参与权,以确保公平和共享治理;3)面向宗教社区建立遗产的解说教育项目,提高其保护物质遗产及将自身作为该地非物质文化继承保护因子的意识,使其正确了解遗产保护方法并逐步鼓励其通过多种形式发挥遗产保护的正能量;同时,加强执行措施的监测和反馈,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模式不断进行优化和适应性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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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世界遗产中心网站[EB/OL]. [2014-02-07].http://whc.unesco.org/en/ decisions/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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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orld Heritage Papers Series No.26: Cultural Landscapes, A Handbook fo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EB/OL]. [2014-02-07]. http://whc.unesco.org/en/series/26/.
    [13] Kyiv Stat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EB/OL]. [2014-02-07]. http://whc.unesco.org/en/religious-sacred-heritage/#Kyiv.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2005),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城市文物出版社,2007.

     
    (编辑/赵琳 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