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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中心区公园儿童游憩的代际演变

    关键词:风景园林;儿童;公园游憩;代际演变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ldren; park recreati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摘要:公园是城市儿童接触自然最主要的户外活动空间之一,社会变迁背景下儿童群体的公园游憩特征呈明显的代际差异。采用访谈结合问卷回忆的方式,分析上海中心区三代样本人群儿童时期的游园特征。研究发现三代人群童年时期公园的出游意愿、游憩特征和游憩偏好等都存在明显的代际变化,并从儿童游憩空间的供需结构演化背景阐释城市公园儿童游憩代际演变的深层原因,对当前公园中儿童人群场地的更新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Abstract:Urban park is the main outdoor activity space for urban children to experience na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ways of children recreation in the park are differen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is paper targets to expla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park recreation of children in downtown Shanghai by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creational aspiration, feature and preference of children are different across the three generations, and the authors try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a from the aspect of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supply-demand structure of children recreation in urban parks, which is meaningful to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space in modern park.

    内容: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人才储备,是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儿童的健康成长在任何时代和区域都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1]。户外游憩在促进儿童智力、体力以及心理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公园是儿童接触大自然、进行户外游憩活动最主要的公共空间[3];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儿童群体使用公园的方式不同。本文通过考察三代人群儿童时期在公园游憩的特征差异和演变规律,通过社会发展背景以及公园建设的历程尝试解释这一现象,希望以儿童的户外游憩活动需求作为导向,为城市公园的改造提供依据,使之在顺应社会环境转型的前提下不断完善自身功能,同时让城市公园的文化与记忆得以传承。

    1  研究方法
    1.1  代际划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成长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儿童,他们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特点,在游园行为和态度上存在代际差异,因此借用代际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和视角去解析不同时代的儿童游园特征。代际理论多应用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青年学和人口学[4],是描述和研究不同代人群之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的理论,“代”指的是在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不同代人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称为“代际差异”或代沟[5]。关于代际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式:1)根据年龄段来界定,一般30岁为一代;2)以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血统关系界定,被称为“家庭代”(family generations);3)按时间界定,历史地表述父辈与子女年龄之间的差数;4)按照社会学标准,指出生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变革并形成独特的“历史社会意识”或集体认同,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群体;5)“福利代”(welfare generation),即根据他们教育、工作和退休的结果来界定[6]。本文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公园发展历程的阶段性特征,按照社会学标准,将关注的儿童代际人群分为第1代(指出生在1940—1960年之间,对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群体)、第2代(指出生在1968—1988年之间,对应七八十年代的儿童群体)和第3代(指出生在2000—2013年之间,对应21世纪的儿童群体)。
    1.2  代际访谈
    本文前期预调研是以上海市中心区面积大于5hm2的16个综合性公园为对象,主要通过网络发帖(大众点评网)和电子问卷(邮件、微信、微网页等)的方式,了解市民儿童时期最常去的综合公园,选取排名前3位的综合公园:鲁迅公园、和平公园和世纪公园作为样本获取地点。综合公园作为上海城市公园的一种类型,是上海公园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典型代表,其可达性较好,对本课题调查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本文的主体调研在2013年7—10月的工作日和节假日进行,主要采用样本访谈结合问卷回忆的方法。针对第1代人群和第2代人群,采用问卷回忆的方式,发放问卷400份,其中第1代人群150份,第2代人群250份;第3代人群,由于部分儿童无法独立完成问卷,采用父母访谈协助填写问卷的方式,发放问卷300份。本次调研总共发放问卷700份,有效回收581份,回收率为83%,具体的调研情况见表1。

    2  代际演变下儿童游园特征研究——基于上海市民样本人群分析
    借鉴城市游憩的概念、特征因子和描述指标等,从出游意愿、游憩特征和游憩偏好3个方面具体描述不同时代儿童的公园游憩行为方式,定量分析儿童游憩行为方式的代际变化,通过照片意向选择的方式,阐述儿童游憩偏好的代际差异。
    2.1  出游意愿
    2.1.1  公园使用频率提升
    调研数据显示,上海中心区不同时代儿童使用公园的频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第1代儿童人群使用公园频率最低,仅约3%的受访者表示每周会去几次公园,近80%的受访者每年才去几次公园;第2代儿童人群使用公园频率有所增加,尤其是月使用公园频率明显提高到34.43%。第3代儿童人群使用公园频率最高,约9.7%的受访者每天去公园进行游憩活动,同时周使用公园频率和月使用公园频率都明显增加。虽然上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了许多公园,但由于上海市民经历了三大改造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户外游憩的热情和意识总体下降,使用公园的频率相对降低,到了七八十年代年代,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市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户外游憩活动得到了发展,市民参与公园游憩的频率也相应增加;2000年之后家长对儿童户外活动的重视程度加大,户外游憩意识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公园使用频率增加,市民普遍参与公园游憩活动,各类活动被引进公园(图1)。
    2.1.2  游憩自主性程度降低
    儿童游园自主程度表现出明显下降的特点,这同父母对儿童活动行为的约束程度有关。第1代和第2代儿童群体的游憩自主性非常高,活动限制较少,小孩的自主性和独立能力较好,在第1代儿童群体受访者中有63.5%表示是自己决定去公园游憩的,第2代儿童群体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占65%;第3代儿童的家长由于其较强的教育意识和保护意识,对儿童的行为限制性很大,导致当代儿童的游园自主性较低,但“一起协商决定”是否去公园游玩的选项比例明显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图2)。
    2.2  游憩特征
    2.2.1  活动类型趋向参与互动
    公园游憩活动将单一的静态、封闭式观赏游览活动,转变为动态、开放式的游乐体验活动。鼓励儿童的参与积极性,促进儿童、环境和设施间的互动,体现“寓教于乐”的观点(图3)。通过访谈和文献资料对照表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公园内儿童活动设施较少,小孩大多是通过学校组织或课后约伴同行去观赏风景体验户外公共生活,调研的数据证明了这一观点,如第1代儿童群体去公园进行观赏活动的受访者占41.54%;到了七八十年代,上海公园数量快速增加,公园引进了大量游乐设施,其中“水上划船”(上海公园一般都有大型水体)是儿童游园的必选项目,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趋势,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第2代儿童参与的公园娱乐活动占全部活动类型的45%,社交活动的广泛性得到体现;21世纪之后,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分布结构的完善,全民体育健身意识的兴起,公园设施中出现了大量的运动和健身项目,因此体育锻炼活动成为当代儿童进行公园游憩的重要活动类型之一,调研数据表示当代儿童参与公园的体育锻炼活动和娱乐活动分别占35.29%和33.82%。从不同时代儿童公园游憩的活动类型可以看出,市民对于户外公共生活方式和意识有了较大转变,公园的社会职能随之发生改变,从早期的“被游览的风景园林”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园场所”,这种公共性反映出了当代大众化的参与、和多元人群间的交流[7]。
    2.2.2  同伴类型趋向多样化
    三代儿童去公园游憩的同伴类型趋向多样化,由第1代的“独自前往”到第2代的“朋友”“父母”相伴,再到第3代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他亲属”等陪同,甚至还出现了保姆、宠物的同伴类型。当代的儿童游园“同伴类型特征”表现为多元化,尤其是自我国第1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生育年龄,组建家庭,“421”(4位祖父母,2位父母,1位孩子)的城市家庭结构成为普遍模式,导致同伴类型中出现“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等。当代儿童由“父母陪同”去公园的比例明显加大,而自己独自去公园游憩几乎没有(图4),一方面印证了当代儿童大多受到父母较强保护意识或教育意识的限制,儿童游园自主性程度非常低;另一方面也表明公园内以家庭为单元的游园方式逐渐增多,亲子游园现象初露端倪。
    2.2.3  游园时间段分布集中化
    不同时代的儿童去公园游憩的时间不同。数据显示,第1代儿童一般上课日去公园游玩的比例高达73.33%,第2代的儿童多在上课日和节假日去公园游憩,两代人都表示周末去公园的情况比较少,而第3代儿童则呈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在上课日和节假日他们很少去公园游玩,在周末去公园游憩的比例却较高。随着我国节假日政策的演变,城市儿童的闲暇时间也相应改变,根据访谈了解,当代儿童在节假日一般都随家人郊游或出城游,由于较繁重的学业压力,上课日很少去公园游憩,只在周末的时候来公园游玩解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以及旅游业远不及当代,户外游憩意识还处在起步阶段,公园游憩是一种时尚文化,很多学校、单位会带领学生来公园组织活动,这也是第1代儿童公园游憩的重要方式,在他们的记忆里构成了主要印象。
    2.3  游憩偏好趋向体验与游戏
    上海三代儿童对公园的环境类型偏好也表现出较明显的代际差异,主要是从参与性活动空间向体验式场景的转变。本研究采用照片意向选择的方式,直观地给出了4种不同类型的公园活动空间供儿童选择,分别为设施型(大型游乐设施)、主题型(童话主题乐园)、风景型(包含山水、植物的自然环境)与园林型(幽静、密闭的假山环境)(图5)。
    游憩环境偏好调查发现,第1代儿童和第2代儿童倾向于有大型游乐设施的活动空间,而第3代儿童则比较喜欢童话主题性质的卡通活动空间,游憩偏好卡通型代替了简单的游乐设施,偏向角色扮演式的游戏体验,强调故事性。与单纯的娱乐体验相比,这类游戏体验空间更注重对儿童的现实教育,满足儿童的精神世界,这同当代家长的育儿观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今具有明确主题的体验性公园场地受欢迎的原因(图6)。

    3  城市游憩空间演进中的儿童游园特征代际差异
    不同时代的上海中心区人群儿童时期的公园游憩行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第1代人参与公园游憩的频率不高,但表现出较大的积极性,游憩活动类型以静态观赏为主,然而他们的游憩偏好进行游乐设施的娱乐型活动;同第1代人相比,第2代人参与公园游憩的频率提高,这时的活动类型以娱乐型活动为主,其中划船项目尤为兴盛,且符合他们的游憩偏好;第3代人相比之前2代人有了显著差异,他们去公园游憩的频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他们的游憩自主性非常低,活动类型以体育锻炼活动为主,同伴多样化,游憩偏好转向主题型活动空间。上海儿童游园特征代际差异可以从城市游憩空间的演进背景中加以理解,其中核心家庭化的儿童游憩需求和公共绿地物理空间发展是影响这一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
    3.1  城市家庭结构变迁背景下的儿童户外游憩需求
    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形式、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由“单位制”向“家庭单元”转变,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游园成为当代公园中儿童游憩主流方式;另一方面,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由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传统型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这种家庭结构的转变对于儿童公园使用中的自主性、玩伴类型和活动空间偏好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过去的家庭往往育有多个子女,工作与照看子女的双重压力使得父母对于子女不会过多干预,这一阶段儿童在公园活动中的自由度更大。如今,“421”家庭结构模式占据社会主导,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导致家长对儿童活动干预限制性加大,儿童游憩自主性程度降低;同时由于整体社会节奏快、竞争激烈、现代家长的社会压力普遍较大,使得儿童公园游憩中的“代理家长”现象比较普遍,儿童游憩的同伴类型中出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选项的比例增多。
    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上海市民家庭的休闲时间结构、经济水平以及交通可达性的增强,对于户外游憩活动的需求更加强烈。在儿童参与公园游憩活动的频率以及家长对公园中儿童游憩的态度方面,越来越多的当代家长乐于主动带着儿童来公园游玩,并认为这不仅是儿童户外活动成长的必要内容,也是一种重要的家庭休闲方式,因此对公园设施的安全性、趣味性以及公园游憩活动的参与性非常关注。
    3.2  上海公园绿地建设发展影响下的儿童游憩空间供给
    上海公园绿地的发展随着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数量、规模、分布和空间方面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而影响到各时代的儿童游园方式。
    1843年上海开埠,西方人对于户外游憩的需求带来了西方的公共活动场所,城市公园陆续在我国得到建设。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上海已建设各类休闲公园,包括体育公园、动物园、儿童游园、综合性休闲公园等各类型的公共休闲场所,多分布在当时的租界地区,其中儿童公园多达5座①,是当时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8],其他综合性公园也辟建了儿童游园。这种由西方传入的公共户外游憩意识和观念,在我国城市文化发展和市民户外游憩需求的日益壮大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市民户外游憩意识开始觉醒,公园游憩成为一种时尚文化。至1958年,上海公园已增至50座,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及专类园3种类型[9],广泛分散于城市中。城市儿童群体跟随单位或集体组织,参与到户外公共游憩生活,群众参与度较高,此时的公园游憩活动仍以观赏为主,强调户外生活体验和科普教育,较少兼顾孩子玩的天性,娱乐游戏设施较少。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上海园林发展进入较长停滞期,上海大部分公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上海公园的休闲游乐功能一度丧失。直至1978年,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之一,被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新建设的公园绿地数量和面积尽管增长较快,但是由于上海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公园游客量大幅增加,为了满足儿童人群的活动需要,除专类公园以外,综合性城市公园内都开辟儿童游园活动的场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之后,上海城市绿地公园的建设进入系统化完善阶段,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社区公园、郊野公园、主题公园等多元化的公园设施不仅满足了市民多层面的游憩需求,还为儿童户外游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支持。社区公园绿地具有良好的可达性(步行),弥补了在中心区综合类公园中儿童游憩场地供给的不足,超过半数的上海居住区出行不足1 000m即可到达一个公园,超过70%的街道可达性水平较高[10],公园游憩频率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快速交通系统的发展完善,私家车的普及,使得城郊的大规模生态绿地和主题游乐园的可达性大大增加,弥补了中心区公园场地和内容的局限性。

    4  结语与讨论
    儿童游园方式的代际差异实际折射出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和潮流趋势。公园作为城市游憩活动的重要载体,对于不同时代的儿童来说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影响着每一代儿童的成长。而对于当代儿童而言,随着户外环境教育的兴起,公园不仅为儿童提供了户外游憩的活动场地,逐渐成为城市儿童接触自然,体验自然的课堂。
    伴随着90后家长的出现及虚拟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未来儿童活动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将大大提升,儿童户外游憩方式将随着所在的社会环境呈现出新一代特点,这对公园的空间规划设计及更新改造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随着未来城市快速交通系统的完善、城市儿童自然教育的兴起,儿童参与自然认知类公园活动的频率将大大提高,并影响到此类公园的功能内容与相应设施布局;其次,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和二胎政策的推行,家庭成员结构将呈现出新的变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儿童游憩的同伴类型会更加多元化,也要求未来公园的改造与建设要充分考虑家庭户外游憩中多年龄段儿童活动空间的共享与互动。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网络信息化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公园中以儿童为核心的家庭游憩行为进行数字化引导、基于空间信息的儿童场地安全监测与管理、面向市民和游客的公园内自然体验分享与互动等,将影响未来公园中儿童游憩体验的深度与广度。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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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瑞士)让·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M].傅统先,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3] 张谊,戴慎志.国内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空间需求研究评析[J].中国园林,2011(2):82-85.
    [4] 沈汝发.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评述[J].青年研究,2002(2):42-43.
    [5] 焦润明.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J].史学集刊,2003(4):40-45.
    [6] 吴小英.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J].青年研究,2006(8):1-2.
    [7] Dong Nannan, Sun Yantong. Social Space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Data: A Case Study of Denver, Colorado[C]//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2014: 8.
    [8] 谢圣韵.上海租界园地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9] 赵慧.上海现代城市公园变迁研究(1949—1978)[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
    [10] 尹海伟,徐建刚.上海公园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6):71-75.

    (编辑/王珮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