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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鉴精微,功比丘山——周干峙先生对中国风景园林事业的贡献及理论开拓

    关键词:风景园林;周干峙;贡献;理论;IFLA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Zhou Ganzhi; contribution; theory; IFLA

    摘要:周干峙先生对中国风景园林学科与行业的发展、城市生态保护和生态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理解,相关理论开拓可大致归纳为“广义园林学”“我们不能生活在一块水泥板上”等若干方面,对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有着持续的指导和警示意义。作为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3任理事长(1989—2008年),他积极推动学会加入IFLA及国内外学术及实践的交流活动;对于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对策,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加以呼吁。这种对于专业与事业的热情与执着,是风景园林事业发展的可贵财富。

    Abstract:Mr. Zhou Ganzhi had unique insight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rba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city construction. Hi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generalize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we can not live on a piece of cement board",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for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ndertakings. As 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 three consecutiveterms(1989—2008), he actively promo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s, such as joining IFLA. He also spared no effort to call up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ssion and dedication are valuable asse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内容:周干峙先生1952年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主要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相关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和实践工作。身为两院院士,其曾在多个专业学会担任要职,担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3任理事长近20年(图1),对于推动风景园林学科与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2013年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特别奖(图2)。本文主要梳理和探讨周干峙先生对于风景园林的有关理论开拓,阐述他对于风景园林事业的贡献,这些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和行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历史积淀。

    1  广义园林学
    1989年11月,原中国建筑学会园林学会“升级”成为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周干峙先生当选理事长,他在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广义园林学”的构想:“我们的学科一定要在传统园林学的基础上伸展丰满,继承发展,健全体系,发扬特色,形成学派……我们这些古老的传统学科,都应该走出狭小天地,发展广义的城市规划、广义的园林学,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使本学科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实际规律。[1]”周先生提出“广义园林学”,是受到吴良镛先生“广义建筑学”思想的启发①,联系他对于“广义建筑学”的3点基本看法——根植传统,认识建筑;因时制宜,设计建筑;循序渐进,革新建筑[2]——则不难理解上述他对于“广义园林学”内涵的解说及其发展的展望。
    他同时指出:“风景园林学科本质上和广义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现为城乡规划学)类似,都是以人为中心,跨接社会、自然、文化、科技,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需要纵横交叉、融贯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学科。[1]”于是,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成为独立的一级学会的新起点上,周先生基于“广义园林学”的思想,点明了风景园林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的2个基本属性。
    “综合性”的观点贯穿于周干峙先生与风景园林相关的各种学术及实践活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提出要“发展综合性的城市设计工作”,使规划与设计协调、总体与单项结合,从而“能够高效、综合地解决居住、工作、交通和游憩等问题”,使设计高效、功能整合、经济节约、用地集约、城市面貌多样化[3]。另外,周先生也多次强调以“综合性”的观点认识人居环境相关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改变土木建筑、城市建设、园林绿化、房地产等多种学科分别从事各自建设活动的状况;……使各学科在建设工作中,综合互济、协同集成”[4];并以“综合性”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城市建设问题,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5-6]。
    周干峙先生的“系统性”思想与“综合性”观点相关,其学术论文和会议报告表明他的“系统性”思想来自3个方面的影响和交汇。一是上述吴良镛先生的“广义建筑学”理论体系;二是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基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思想的“城市学”[7-9],比如他认为所谓“生态城市”也应按系统论的观点加以理解:“生态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要用系统工程和复杂科学观念去分析、认识”[10]。这反映了周干峙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而事实上,他在2008年卸任学会理事长后(图3),作为名誉理事长依然持续关注风景园林学科及行业发展,包括多次参加钱学森科学思想研讨会(图4、5);三则源自他对于世界人居环境发展趋势的把握——纵观1933年《雅典宪章》、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1992年《地球宪章》所蕴含的观念认识的发展变化,他说:“过去我们总认为世界大得很,多一两根烟囱、少一两片树木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的观念改变了,人们知道从生态的角度看,生态链条是非常脆弱的,搞不好就要受到惩罚。很多事情不能只考虑一事一时。[11]”这与洛伦兹提出的“蝴蝶效应”所体现的系统思想、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十分类似。其中,“一事”意指依托于空间的事件,“一时”指对应时间发展的节点,周先生认为:“在建设工作中应当把空间的一些要求和时间的一些因素结合成一个整体来考虑。环境问题包括空间上许多不同的层次,可持续发展主要是考虑时间的长链,在历史长河里考虑总体效益。[11]”可见,基于“系统性”思想,周先生也发展了关于生态过程的理论解说。
    “广义园林学”是周干峙先生提出的一个构想,其后有学者在讨论钱学森提出的“建筑科学”的科学技术大部门时,也强调了它作为基础理论的综合性[12];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园林、建筑、城市三者“三位一体”,若各自冠以“广义”,总还不够完整[13];但至为重要的是,周先生基于对人居环境相关学科的总体认识,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升级为“一级学会”之初,为风景园林学科、行业的发展指明了综合、系统的思考和行动路径。

    2  IFLA的新成员
    在中国的园林学会升级为“一级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之际,周干峙先生提到,学会名称的扩展(由“园林”到“风景园林”)和级别的升格(由“二级”到“一级”),其工作领域、范畴和目标与以往并无本质差异,“区别在于可以直接对外(国际)”,并特别强调和明确了加入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的长远目标[1]。自1989年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正式成立以来,加入IFLA便是中国风景园林界、IFLA领导和专业人士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
    如果说此前的“二级学会”是加盟IFLA的一道门槛,则“可以直接对外”的“一级学会”之困难在于“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与“台湾造园学会”名称之间的协调问题[14]。此后10余年间,周干峙先生作为学会理事长,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国际合作,协调各方关系,推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加入IFLA的进程。而加入IFLA、与国际学术团体的交往、交流一直是他在学会历次工作报告中的重要而必要的内容[15-17]。直至2004 年,IFLA世界理事会会议终于决议“台湾造园学会”的名称自2005 年1月1日改为地区级的“中国台湾造园学会”(Chinese Taiwan Landscape Architects Society,缩写为CTLAS),从而明确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是IFLA“大家庭”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级学术和行业团体。同年6月,通过IFLA秘书长戴安妮·孟赛斯(Diane Menzies)的努力,周干峙先生与时任IFLA主席的玛莎·法加多(Martha Cecilia Fajardo)联合签署备忘录,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加入IFLA 的相关事宜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18]。嗣后2005年10月,周干峙先生再次专门就IFLA网站之“台湾造园学会”名称修改问题,邀请法加多主席和IFLA东区副主席詹姆斯·海特(James Hayter)先生在北京会晤,并达成一致意见[19](图6)。在推进学会加入IFLA的过程中,周干峙先生可谓事无巨细、不厌其烦。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最终于2005年12月21日正式加入IFLA,2006年1月11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正式加入IFLA新闻发布会。随后在2006、2007年,周先生亲自率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IFLA世界大会(图7)和在马来西亚召开的IFLA世界大会(图8、9),巩固和发展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与IFLA的正式友好往来;此外,自加入IFLA后,周先生积极开展各种国际学术高层论坛,如2007年5月于北京植物园举办的关于奥林匹克公园建设的中国风景园林高层论坛等(图10);特别是由于周干峙先生的不懈努力,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争取到了2010年IFLA世界大会的主办权。2010年5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在苏州成功地主办了IFLA第47届世界大会(图11),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同行的成果交流,有力地展示了我国风景园林行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升了我国风景园林行业在世界的影响力。自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筹划并最终加入IFLA的前后近20年历程,见证了周干峙先生的各种艰辛努力和他对于风景园林学科、行业发展的一贯指导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科、行业的学术和实践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乃至世界人居环境的持续发展,从中也可见周干峙先生对于专业与事业的勤勉和执着。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加入IFLA之后,中国风景园林学者与世界风景园林同行的学术交流更加通畅,中国代表每年可以在世界层面介绍中国风景园林的建设成就,向国际同行介绍中国优秀的风景园林传统,中国学生也屡次在IFLA世界大会上获得大奖。

    3  我们不能生活在一块水泥板上
    “我们不能生活在一块水泥板上”[20]是周干峙先生对于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的集中概括和总结。
    相对于大家熟知的“钢筋混凝土森林”“石屎森林”的说法,他提到:“把我们的大地像砌墙倒过来一样铺得满满挤挤的,这绝对不符合生态发展。[20]”“我们生活的城市离不开大地,本来的大地犹如一块湿润的地毯,冷暖调节有效;如果变成了一大块水泥板,对我们的生存将造成影响。[21]”他指出这种影响在于自然的水循环、热循环、生物链“被‘一块水泥板’隔断了。……现在我们全生活在一块大水泥板上,看起来有树,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坑的土跟大地是通的”[22],相应的是“广场、草皮成风”等城市建设怪象[23],因而导致各种生态问题,比如北京“一下雨就淹”、热天不得不使用空调、蟑螂无形增多等。一言以蔽之,“水泥板”干扰、甚至阻断了大地本身的“自然过程”。尊重“自然过程”,意味着不局限于“自然”的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或表现形式,而秉持系统综合、时空连续、动态发展的观点。因此,有别于一般对于“绿地率”的强调,周先生特别建议在城市规划中,除了控制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以外,还要控制“硬地率”[22]。
    基于对自然生态的观察和研究,周干峙先生认为“城市生态一般有三大类型和三大层次,即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塑,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层次”,同时这些内容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需要综合集成,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10,24]。这些思想理念来自周先生主持各种城市规划实践、借鉴海内外同行实践经验后的切身体会。他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的西安城市总体规划,就是因为没有重视生态保护——具体而言,是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结果开采过度、造成后续地面下沉、地面裂缝等严重问题[25]。他对此总结要“以水定城,量水发展”[21],考虑水资源的承载力,同时尽可能将雨水留住,有效节约和保护有限的水资源。又如,鉴于大块“水泥板”等城市硬地对于自然生态的干扰和阻挠,以及城市绿地空间的紧张,周先生提倡“绿色屋顶,宜居所须”[26],从而增加城市绿地空间,或可视作“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塑”的手段之一,但他同时形象地指出这种屋顶绿化是“花盆式的绿化”[22],治标不治本,换言之,解决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仍然是对大地自然及其运行过程的尊重。
    除了“城市生态”,周干峙先生对“生态城市”也有不少研究和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周先生总结了国外相关“生态城市”建设的具体经验:环城四周的近郊公园设置、城市垃圾的妥善处理、文物古迹的精心保护、城市交通的良好解决[15],其中蕴含了他对于生态保护、修复、重塑三大类型和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次的理论总结,也反映了他关于“‘生态城市’中应包含自然和社会两部分”[10]的观点,这实质上归结于自然与人文的复杂互动关系,即不能只看到服务人居功能的“水泥板”的刚性需求,也要兼顾自然生态的微妙平衡。

    4  城市“留白”
    周干峙先生对于“水泥板”的忧虑和控制“硬地率”的建议,源于其对“自然”的深度关怀。相应地,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城市建设的密度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也在于“过分使用自然空间”[27]:2002年,他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十个突出问题”中即提到“环境持续恶化……建筑过密。目前大量的住宅区建设都是从当前的眼光来看,采用了尽可能高的容积率,空地留的太少,老人、孩子没地方去”[23];2004年,他再次提到“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居住密度太大”[28]。
    因而在规划手法上,“强调要先从留出空地入手,保证留下必要的空间,……注意到‘先留白’的‘虚实结合’的重要性,讲究‘开敞空间’(Open Space)”[29]。于是,城市“留白”的意义,一方面是自然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则有社会生活效益,这也和前述周先生对于“生态城市”涉及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认识相联。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先生谈到居住区绿化问题之时,即表现了对于城市开敞空间及其相应的社会活动的关注;同时在他的理念中,“绿化”不仅仅是“种植绿色植物”,而且是一个“空间”概念,其内涵包括诸如“儿童游戏场地”,并建议在空间的布局上,应沿人行交通流线布置,呈长条形和住宅排列垂直,以减少对住户的干扰;又如他认为“住宅区或住宅组之间的带状绿地”不仅有卫生上的作用,可以作为休息场地,而且和公共建筑串接在一起,还能促进统一的空间系统的形成,使住宅群的分组更加明确[30]。
    周先生将“绿化”视为一种人们参与其中的人居空间,反映了他对于城市开敞空间、城市绿地除却生态效益,还有社会效益的远见卓识;而在如今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留白”的理念反映了他对于协调城市中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迫切呼吁。
    5  文态环境
    基于“生态城市”包含自然和社会两部分的认识,周干峙先生认为“保持和发扬城市的文化特色,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31];“从可持续发展观念讲,我们在从事任何开发建设时,不能仅注意经济问题、技术问题,还要注意社会文化影响问题,即不仅应重视硬件条件,还要注意软件条件”[11],即物质和精神2个方面,前者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后者关乎民族或本土文化,周先生称之为“文态环境”[32]。
    对于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周干峙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大拆大建”必须谨慎从事,一方面是在经济效益上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则是存续城市文化特色所需,“而贫乏的文化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33]。这些已成为如今业界、学界的基本共识,周先生在新千年之后对此也多次表明鲜明的立场[34-35],可见他对于城市生态问题一以贯之的综合理解,即它不仅包括自然生态,还涉及人文精神。他也指出在“大拆大建”中利用城市“历史积淀”获取开发经营回报、表现城市领导政绩、使居民得到拆迁补偿,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但本质上只是关注近期利益的短视,而缺乏维护文化延续利益,以及环境利益、交通利益、旅游经济利益的长远眼光[36],“在精神文明方面的失误反过来又会造成物质文明的损失”,代价往往十分巨大,因此“‘文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可持续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32]。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积重难返,问题复杂而难解,周干峙先生针砭时弊的论点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周干峙先生对于城市园林营造中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也提出了具体观点,认为“园林建成后,配置楹联乃画龙点睛之笔,可使造物增色,可以言志,可以抒情,可借景生情,情景交融,每得佳句,更可击节吟诵,有无限情趣。这种建筑文化,古园林中,往往还可见证百年史诗,……这一传统极有价值,应予继承发扬。[37]”一些致力于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学者也提到楹联匾额正是表现园林“诗情”、表述园林意境的主要手段[38]。可见,周先生关于园林文化的专门论述虽然不多,却敏锐地抓住了其中关于文化传承的要旨,也能为相关的城市建设或造园实践提供可行的思路。

    6  风景搭台,旅游导演,经贸唱戏
    可持续发展显然不仅仅关乎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人文历史的存续,还包括经济、科技、政治等各个方面,周干峙先生关于风景园林的思想理念也具有“经济”的视野。
    他认为风景园林建设一方面需要国家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能带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风景名胜、园林遗产、植物园、动物园等,不仅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科普教育、提高环保意识,而且能够发展旅游事业,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为国家创汇。特别是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第一届二次全国理事会上,他将“旅游搭台,经贸唱戏”这一关于旅游和经济关系的民间俗语,拓展、修订为“风景搭台,旅游导演,经贸唱戏”[15],形象地说明了风景园林、旅游产业、经济发展3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也直接点明了“风景园林”在旅游和经济关系的一般认识中所应有的必要而相对独立的角色。新千年之后,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绿色经济倡议”为契机,他再次强调风景园林是“绿色经济必不可少的绿色背景”,也是“绿色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9]。于是,周干峙先生基于对风景园林现象与规律的观察,还致力于打破专业的藩篱、扩大风景园林的社会认知、提升风景园林的全球战略地位。

    7  结语
    在从业的半个多世纪中,周干峙先生对中国风景园林学科与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可见其关于风景园林学科的广博视野,对于风景园林现象的精确认知,以及对于风景园林事业的执着追求。
    基于风景园林学科“综合性”及“系统性”的理解,他发展了“广义园林学”的思想,对可持续发展之生态、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层面展开研究,同时他倡导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全球合作,并推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成功加入IFLA,成为中国风景园林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次,他对于风景园林现象的理论阐发与归纳,通常言简意赅、直指问题核心,如“我们不能生活在一块水泥板上”,这些理论思考与总结来自他自己亲历的职业实践,兼及国际同行的实践经验,可谓源于实践,又回归实践,有的已经成为业内共识。但在如今城市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周干峙先生提出的不少问题依然存在,诸如城市“留白”问题、历史文化保护问题等,因而其思想理念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再者,周干峙先生作为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3任理事长,一直致力于扩大风景园林学科与行业的影响力,在学术研究和行业各方面,可谓殚精竭虑,对专业与事业富有感情、热情与激情。
    总之,周干峙先生为中国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深厚的学识与丰富的人格,将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各个层面启迪后学,也将为学科与行业的拓展和深化启路辟航。

    致谢:感谢周干峙院士的秘书王庆先生所提供的部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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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