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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的意义:景观符号学非言语范式探析

    关键词:风景园林;景观符号学;非言语范式;象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semiotics; nonverbal paradigm; Xiang

    摘要:通过分析国内外景观符号学理论发展现状、西方符号学理论的3种范式和新趋势,指出景观符号学的语言学范式面临困境的原因是混淆景观符号与语言符号以及语言学范式自身的结构主义缺陷;基于皮尔斯符号学并结合传统的意象理论,提出了以“象”作为景观符号的非言语研究范式,作为区别于“言语”符号形式的景观符号学研究方法;以“图”作为“视象”的具体再现方式对风景园林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进行说明,指出风景园林设计应注重对图的符号属性与具体文化含义之间关系,以及图的组构方式对意义表达的影响两方面的研究,并通过图解的方式探索;同时强调了阐释的重要作用。

    Abstract:By means of analyzing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semiotics, three paradigms and new trends of semiot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that lie in the research on linguistic paradigm of landscape semiology, while main reason of which is the confusion between landscape signs and linguistic signs, as well as the defects of structuralism of linguistic paradigm itself;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 Peirce's semiotic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Yixiang" theor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nonverbal paradigm which takes "Xiang" as its form of landscape sign system. The paper also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Xiang"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actices by means of using "Image"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hixiang". Through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features between linguistic signs and image signs,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meaning of landscape and its sign system, and suggests that research on landscape semiotics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 attributes and specific cultural meaning of image, and the influence of combination of image on its cultural expression, meanwhil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terpretation.

    内容:对许多设计领域的学者而言,“符号学”一词大约等于语言学的意义和表意分析。景观符号学建立在索绪尔式结构主义方法和后结构主义基础上,目前被广为研究的方法主要在于将语言学概念体系应用于景观元素的研究[1],体现出注重理论分析和归纳、系统性逻辑思辨的西方思维特点。景观被当作需要被“阅读”的“文本”,或者可以“叙事”的“言语”而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用单一语言结构去认知、传达和解读景观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半叶,西方现象学和地理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使文本的隐喻有所发展,并且将更多权力让渡给解释者。尽管如此,方法仍然是相对僵化和等级化的:对“元素”的符码和信息进行识别。随着20世纪70年代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符号学界被“重新发现”,他的逻辑-修辞学范式替代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范式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范式[2]。此种范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出发点,这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领域扩展。本文提出以“象”作为景观符号的非言语(Nonverbal)研究范式,作为区别于“言语”(Verbal)范式的景观符号学研究方法,并以“图”作为“视象”之例对具体实践手法进行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言语”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二元概念中的“言语”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差异。索绪尔的言语(speech)概念是语言(language)这一符号体系的具体运用,本文的“言语”(Verbal)与之类似,所不同的是更强调其表意运用中的叙述性特征。因此本文所指的非言语方式并非完全否定语言学范式,因为一方面语言学为符号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言”和“象”是相互联系的。

    1  景观符号学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景观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早,继建筑设计领域引入符号学理论后,风景园林学科也开始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如勃罗德彭特(Geoffrey Broadbent)不仅对建筑领域的符号学现象做出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建议,符号学也可以运用到景观的研究中,形成和建筑符号学类似的理论结构,即由“符号”(Sign)依据一定的“语法”(Grammar)形成某种特定场所“文本”(Text)。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将符号学引入风景园林学科的著作,包括伊丽莎白·迈耶(Elizabeth Meyer)的《景观设计的延展领域》[3]、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的《阐释景观》[4]和《景观的表征》[5]、马休·波太格(Matthew Potteiger)和吉米·普林顿(Jamie Purinton)的《景观叙述》[6],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景观学教授安妮·惠斯顿·斯本(Anne Whiston Spirn)所著的《景观的语言》等。这些著作反映出主流的结构主义景观语言模式:从形态分析入手,分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用“文本”指涉对象本身,用“上下文”表示意义的情境,其结果之一是“读解/阅读”(reading)取代“观看”(seeing)[7],“意义”的阐释取代了“感知、领悟”。
    这一主流近来开始有些微妙的转变,正如斯本在她最新的著作《眼即是门:景观、摄影和探索的艺术》中所说,“知觉和认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多人用图像能比用词语或数字进行更流畅和创造性的思考”[8],事实上,她用自己撰写著作的历程来说明自己对“认知自然”的观念变迁:第一本书《花岗岩花园》的创作是基于她将城市设计缺乏自然过程的考虑归因于知识不足;当她发觉人们对城市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时,写作了《景观的语言》,试图促使人们“阅读正在进行的自然进程的迹象”[8];最终她意识到,“看和思考景观” [8]过程中的认知错位是那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因此写作了这本新书。另一方面,国外符号学领域也正从风景园林的角度进行积极的探索。源于莫斯科理论生物学派的生态符号学将视角拓展到生态过程,即非人类符号的领域①,这从另一角度佐证了语言学范式的局限性。
    1.2  国内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对符号学的借鉴还很少,直到斯本的《景观的语言》的问世引发了对符号学这一新的视角或者方法论的关注。进入21世纪后,关于“景观符号学”的研究逐渐增多。从这些研究的理论纵深来看总体集中于从符号学视角,对景观符号自身结构、符构方式、符意表达的过程进行结构化分析,并在不同层面进行小范围的方法创新,如视觉感知、分形拓扑、文学隐喻、环境叙述、现象学等;横向来看,国内风景园林学者逐渐从多角度尝试指导设计,包括场地构成分析、地域性景观的符号分析、古典园林解读、文化表达、具体要素解读等,体现出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注重地域特色的发扬等特点。设计中由对符号的模仿再现到对符号进行组合、解构、抽象、变换,都反映了风景园林设计师在景观符号的符构、符义、符用层面上的有益探索。通过搜索国内较为明确以“符号学”方法进行风景园林研究的文献,将其主要应用的符号学理论基础及研究对象列表归纳为表1。从表1可见国内的现有研究主要还是基于符号学的语言学范式。当然,有些学者也进行了新的尝试,如王云才提出“图式语言”是“主体对于某类活动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或认识结构”[26],更强调认识及行为层面的模式及图的作用。还有些学者进行了跨领域的研究探索,如“景观叙事”是研究景观语言编织过程背后的文化机制;刘晓光将文艺学象征理论引入景观美学的研究,他认为象征形象实际上是一种符号[27]。但这些探索主要依赖跨学科领域理论的推进,缺乏体系和发展原动力。
    1.3  语言学范式的困境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语言学范式是景观符号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大部分的研究思路停留在“结构分析—元素研究—意义传达”的语言学封闭层级结构体系中。总体而言,符号学的方法并没有为风景园林学科研究带来更多新的知识。其实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困境在建筑学领域早已出现。建筑领域影响最大的语言学范式研究莫过于C. 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建筑模式语言》,而笔者更愿意将其作为符号学研究在建筑领域的突破,因为亚历山大的研究更多地强调“模式”或“图式”的意义,而不是言语或语言。另一位建筑理论界的权威人物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提出非言语的研究思路。他明确指出,环境的意义至少有3种研究途径:语言模型(从其论述中可以确定是狭义的语言符号学)、依赖于象征的模型和建立在非言语交流的模型。对于语言模型则明确说“同时,其用处极有限,而且应用它可能带来问题”“对于符号分析这些方面,我个人觉得是极难理解、更难运用”[28]。

    2  “象”与景观符号
    符号学至少分为3种范式:语言学范式、逻辑-修辞学范式、塔尔图-莫斯科范式① [29-30]。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第一次把符号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提出,之后法国巴黎学派进一步在索绪尔的理论基础上发展。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语言学范式符号学研究具有结构主义的共性。与索绪尔同时期,美国的皮尔斯相对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但是他的研究在结构主义学说盛行的年代一直为学界所忽视。随着符号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皮尔斯的符号理论被认为突破了语言学范式的封闭系统,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艾柯(Umberto Eco)等人基于皮尔斯理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因此,皮尔斯理论为非语言、非叙述符号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29]。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语言也不是唯一的表意方式。《周易·系辞上》有言:“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31]”这里,“象”指卦象,更具有“形”的意义。而且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也体现出“书画同源”的艺术特性。中国古典园林更是“山水画”意境的空间营造,甚至和书法艺术在形与意上具有同构的特点:形——“具而有象,象意并存”;意——“以形传情,形神皆备”[32]。“象”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特有思维模式,其蕴含着“象的流动与转化”,经过具象、意象诸可感知之象,进而跃升至“大象无形”之象或“无物之象”[33]。“形”“象”“意”的相互关系及从“制器尚象”到“立象尽意”也体现出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中“象”的重要性[34-35]。“象”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包括“物象、意象和心象”。 物象是客观世界的指涉物,或者说对象;意象是人对物象的感知,与身体感受相关的包括视象、声象、触象、嗅象和味象[36],是客观世界的表征(再现);心象则是“无形之象”,是心灵的感受,类同于皮尔斯所言的对人的心灵产生的效力。可以说,“象”就是一套认识客观世界的非言语符号系统。
    语言学范式的景观符号学研究一般套用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或者皮尔斯的三分构造分析风景园林符号系统,讨论景观符号的意指关系及其结构,因此将景观的符号和其表达的意义一分为二。与文学用文字和语言表达不同,风景园林领域的符号就是景观现象,而众多研究者认为景观符号主要表现为景观的实体载体(包括自然元素和建成环境)和事件、活动等文化表征。皮尔斯提出了符号的三分构造(图1),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组成了符号的三元关系;其中对象是符号指涉的具体事物,再现体即符号本身,解释项则是由符号决定的该事物对人的心灵产生的效力(意义只是其中一种)。皮尔斯符号学通过将对象、符号载体和我们对它的理解包括到符号关系中的方式,“明确地处理了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之间的关系”② 。
    在设计领域,作品通常被看作“符号”或“文本”,将意义从设计师传达给使用者。然而在风景园林领域,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被“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同一关系替代。风景园林师从自然中观察和认知,理解和参悟是意义的重要来源,并成为“造法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孕育了双向的景观“意”的生成过程,即“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37],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是这一整体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物象”“意象”“心象”等深层含义与皮尔斯符号体系的三元构造同构,组成了完整的表意体系(图2);因此,景观之“象”不仅是解读景观的符号,还是一套表意体系,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桥梁。

    3  “图”的作用
    视觉的主导性使得视觉的“象”是言语之外的主要表意方式③ ,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在近20年前就声称:“景观是一种习得的看的方式”[38]。视觉对象范围宏大,从绘画、摄影、电影、电视等平面媒介到三维实体、空间序列,其研究的对象统称为“图像”(Image),有学者提出“象”与“像”的区别[39],同时图像也很容易和皮尔斯符号理论中的像似性符号(Icon)混淆,因此本文以“图”指称,但在引用的原著中继续使用图像一词。“图”固然有其局限性,因其作为感性、直观的符号,更多地以二维平面的方式呈现,然而在景观符号学领域,由“图”摹“形”、由“形”拟“象”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是否可能突破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的桎梏?
    3.1  图的符号学特性
    国外已有对图的符号学表意特征的研究[39-40],我国学者如韩丛耀的《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则试图在超越符号学的立场上发展一种图的表意理论。这里采用莫里斯提出的符号学三分法——符构(syntactics)、符义(semantics)和符用(pragmatics)①对语言和图进行比较分析。
    从符构学角度看,语言所用的符号及构成方式从属于相应的语言体系,图的来源和形式更为多样,构成方式限制更少;从符义学角度看,与语言叙述相比图具有同时性(多个符号含义与其相互关系可以被同时考虑)、多维度(图的构成方式更加不固定)、拓展性(图的表意过程更少受到语法结构的限制)、开放性(图作为表意符号更容易引发联想、互动等);从符用学角度看,语言注重表意的清晰准确性,图侧重直观、综合的感知整体信息。
    另一方面,“象”既有有形有状之象,又有无形无状之象。在现实的日常经验中,景观的认知和体验更多来自“实象”,作为“虚象”的景观只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象”只有通过“图像”“图示”“图解”的方式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图”作为再现景观的主要符号形式,以隐形和显性的方式参与到表意过程之中(图3)。
    3.2  景观认知
    有2种景观认知方式值得关注,首先是“理解的前结构”。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把握来发生作用[42]。正是这种理解的前结构存在,人们对同一个对象作出理解时,才会产生出种种不同的意义,因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想景观”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得以传播和延续,例如中国的风水空间、仙境模型不断地通过“图式”的方式被流传和实践。其次是设计作品的解读。作品的“意义”不是也不必是唯一的客观意义,“理解”也不是主体的一次性行为,而是人与景观的“对话”过程。
    3.3  景观设计
    风景园林师基于语言学范式的符号学进行设计创新除了没有区分景观符号和语言符号,另一方面是希冀通过结构主义的理论模型进行创作,通过对景观深层结构的把握,经过“转换”创作出丰富多彩的设计语言。类似观点也已经受到诸多的批判,如后结构主义学者指出的,人文现象的基本特质是丰富的符号形式展示(或者文化现象),而不是专家才能解读的、刻板的深层结构。因此,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应回归“象”的符号体系,并研究它的“地方性知识”②。风景园林设计中所运用的诸如韵律、平衡、对比、构成等手法体现了艺术形式与生命本身的特征之间的象征性联系,一种言语无法清晰表达的知觉自身的逻辑,却是图的构成属性③。另外图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组构方法(表2),也与语言的线性句法结构不同,这些不同方式是如何影响对象的表意效果也值得深入研究。
    作为有意识的主动的景观物化过程,设计师凭借视觉思维构思景观作品,然而隐性的图是无法随意加工的,因此设计师往往借助图解的方法帮助自己思考④。好的设计师都非常强调图解的作用,例如亚历山大则认为“建设性的图解”就是“图式”[43]。通过图解能有效地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设计师结合其他理论通过图解对景观进行研究,如朱光亚对古典园林平面图进行了拓扑学的探索,他强调:仅仅用“非对称”“非几何”“自由式布局”无法准确概括古典园林的空间布局,因为“明明是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秩序。这种秩序决非‘自由’二字可以概括”[44]。他的拓扑分析一定程度上与太极图同构,他将其解读为“向心、互否、互含3种关系”,这“较之表面的具象的要素更具有生命力”[44]。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新的技术进行图解分析,如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探索的数字图解方法,分为场地信息图解(Indexing)、设计原型生成(Prototype)以及原型网状化(Meshing)3个阶段[45]。算法与编程成为创造的主要工具,逻辑取代了主观感觉。数字图解关注的是一种动态的演进过程,因此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磋商性的设计方法[46](图4)。
    3.4  景观阐释
    对后现代符号学可能存在的误解是更多地强调使用者对文本解读,却较少关注设计师对文本的阐释。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提出“深描”的方法追求对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观察者告知的对象“读者”的观念世界的沟通[47]。因此阐释体现为设计师主导的设计构思与说明过程、共同交流的公众参与设计过程以及使用者自发的设计解读过程。此时,图作为显性的符号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加工可能性,而且也越来越重要,开始取代口头交流、文本表达和图片展示的传统方法。如张永和采用传统连环画的方式,使用插图和少量的文字形成生动、形象的叙述方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阐释[48]。
    另外结合新技术、新媒体,图的阐释表达更加具有效果,如动画、虚拟现实和互联网技术等。图5是丹麦BIG建筑事务所针对曼哈顿岛各个社区设计的U型的保护系统的图解阐释,该事务所亦有在方案展示中采取动态绘图视频、动态图片等方式展示创意。

    4  结语与讨论
    景观符号学的语言学范式面临理论发展的困境,原因是将景观符号与语言符号的混淆和语言学范式自身的结构主义缺陷。基于皮尔斯符号学,以“象”作为景观符号形式,能拓展景观符号学的非言语研究范式,初步有如下启示:景观的符号系统是对象、意象和心象的三元关系,象以隐性和显性的方式参与表意过程。对象(景观载体)决定了意象,意象决定了意义的表达。图作为视象符号是主要的非言语表达方式,它具有不同于语言的符号特性,在现场认知和体验过程中主要以隐性方式参与表意过程,所以景观不同于语言能够自由叙述,它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中“人与人得以沟通,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47]。风景园林设计应注重对图的符号属性与具体文化含义之间关系,以及图的组构方式对意义表达的影响两方面的研究,并通过图解的方式探索。作品的阐释是景观表意过程自主性最大、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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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李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