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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化景观理论谱系研究

    关键词:风景园林;文化景观;谱系;词源;西方;理论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cultural landscape; genealogy; etymology; West; theory

    摘要:自“文化景观”定义在英语世界里出现迄今的90年里,西方文化景观理论发展延伸到多学科领域,出现了竞争重叠、交错演进的多种理论。目前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对这个源自西方概念的理论和实践,认识上与西方有一定差距,无论是为了正确理解,还是为了批判发展,都有必要立足对理论渊源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基于丰富庞杂的理论文献和聚焦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议题,运用谱系学方法,溯源“文化景观”词义及演变;以哲学立场与思想、观念、流派及代表人物的关联为线索,全面综述、梳理了西方文化景观研究的7个不同理论视角。

    Abstract:"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en extending to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fields with contested, overlapping and stagger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ince the concept was put forward 90 years ago. However, there is still distance for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understand this contextual term. Focusing on the core of term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this genealogical literature review on Western "landscap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ories provides the etymological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landscape",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landscape" theories by examining 7 most characteristic perspectives to link philosophical positions, concepts, methodologies and schools.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landscape".

    内容:近年来,“文化景观”成为学者们十分关注的议题,然而当前研究对这个概念的应用远多于对其理论本身的认识和阐述。无论研究成果的深度、广度,还是如“引入这个概念对中国风景园林究竟有意义吗?”之类的质疑,都显露出目前我们对该理论基础研究和认识的不足。对待文化景观,是吸纳、为我所用或批判、拒之门外,都有赖于对其理论及发展的全面而深入的认知,唯有在此基础上,方能有效判识和选择。
    作为西方文化地理学研究近百年来的基本概念和研究主题,文化景观理论体系实质上是地理学不断拓展、诠释景观内涵并汇聚众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在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新文化地理学之后,景观研究成为人类学、哲学、艺术史、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文化和文学研究等多个非地理学科的共同焦点,成为一个持续动态演进的、丰富庞杂的知识领域[1],产生了深刻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本文立足文化景观的核心研究议题——文化和自然的关系,运用谱系学方法全面综述和分析西方文化景观理论,以期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了解文化景观的哲学、方法论、概念和理论,为学界提供思考依据。溯源词义及其演变和理清理论视角发展脉络是本文谱系研究的2个着眼点。
    1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词源谱系
    在西方,“cultural landscape”作为独立概念源自比它更早出现的“landscape”,是后者的发展结果。词源学里, “landscape”一词由英语世界创造,与德语词根相关[2],在英-德语系中,其起源可追溯至公元500年的欧洲[3]。英语世界里长期存在多种“landscape”的释义和与北欧语系对应的同源词。“cultural landscape”的词源谱系通过探究其在英语及旁系亲属语言中的词义、词形,展示不同学者对这一事物历史的不同解释,以及在历史断裂间和差异中反复重构的异质性,据此构拟出文化景观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外延。
    1.1  “landscape”古英语的复合含义
    威尔森(C. Wilson)和格鲁斯(P. Groth)、泰勒(K. Taylor)等人都赞同杰克森(J. B. Jackson)对“landscape”的词源分析。“landscape”是一个复合词,其构成部分源于几千年前的古老印欧语系,是所有现代英语(拉丁语、塞尔特语、德语、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的基础,其古英语①形式——“lanskipe”和“landscaef”已经具有复合的含义。在中世纪,土地(land)是指“地球表面得到确认的部分,从农场到国土,尽管具有多功能的词义,但都意指由人确定的、可以用法律术语描述的空间”[3]。“-skipe”“-scipe”和“-scape”的原意都与“scrape”和“shape”密切相关,意思是“裁剪”或“创造”[4],暗含“组织或体系”的意味。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及丹麦等德语系的移民将lanskipe”和“landscaef”及其含义带到大不列颠,指“森林里有动物、木屋、田地和围栏的空地”[3],是农牧民在原始森林或旷野中,通过相互关联的占用、习俗和作业的方式,改造荒野地而形成的景观[2]。杰克森认为,“landskipe”本质上是指“一种由人类确定的空间集合或系统,尤指乡村或小城镇环境”;在属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的拉丁语及其更早的语言中,对应“Landscape”的拉丁文是“pagus”(汉译“村”),意为确定的乡村区域,并由此产生了法语中的景观用词“pays” 和“paysage”;表示景观的其他法语词如“champagne”,也指“乡村的田地”,在英语中的对应词曾为“champion”;意大利人先后用过“paesi”(区域)、“paesetto”(村庄)和“paesaggio”(田园)作为景观术语;通常被当作“Landscape”起源的德语词“Landschaft”,在德语中仅指一块被受限定的小块的土地、耕地,或封建庄园的一部分,大多是农民眼中的世界[3]。 根据杰克森的分析,“Landschaft”有4点内涵:第一,“Landschaft”由居住地和牧场、草甸、种植地以及周围未开发的森林或沼泽等内容组成。第二,这个词不仅意味着空间组织,还包括时空限定、特定的社会形式,包括场所聚居、对他人和土地的义务等含义。第三,土地和结构具有同等的重要性,“Landschaft”暗指乡村、农业社区或小镇,不引人注目的最小尺度[5]。第四,“Landschaft”的含义,更接近表示土地本身和客观外部空间的“area”和“region”[3]。
    在欧卫格(K. R. Olwig)看来,“Landschaft”的“第一要义是指一个司法政体,而不是空间区域。……景观首先应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实体以及社区内人们自我管理的一套习俗和地方法律。……景观是指法律和文化认同感的关系。……是政体的地方习俗和法律的表现”[6]。欧卫格对“Landschaft”的重新定义明显弱化了其空间属性,突出强调它的社会属性。
    “landscape”的古英语释义,体现了人类因生存聚居和生产实践而与土地建立起来的结构性关系,景观的形态源于社会价值、习俗和土地利用的交织作用,景观既具有空间性,也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如泰勒所言,“landscape”的起源就意味着“它是与文化过程及其价值相关的人工产物”[2]。
    1.2  “landscape”的转义
    然而在16世纪末这种理解中断了,景观“landschap”向艺术转义,作为一种类型(genre)的风景画出现了。当时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委托人将荷兰语中的连同荷兰风景及其绘画一并引入英语中[4]。荷兰语义中的“landschap”具有更强的视觉和艺术的含义,如怀利(J. Wylie)指出,它更接近“被感知的土地或土地图画”,是描绘乡村、农业或自然景象的绘画[7]。科斯格鲁夫(D. Cosgrove)则视其起源为意大利的一种艺术流派和绘画风格,荷兰和意大利的画家们用空间和深度的透视技巧来描绘一般或特定视线中的景色[8]。不同于早期为宗教、神话、教堂或贵族服务的传统绘画,“landschap”绘画服务于新兴的商业中心(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及其消费者,起初是一种商业行为。“landschap”作为一种类型(genre)的风景画与崛起的商业阶层有密切关系。从城市延伸到乡村,“landscape”精心组织以满足这个阶层的真实生活场景所需[4]。泰勒指出,17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英国,“landscape”的概念开始与荷兰现实主义风景画派(即英国人熟悉的lantskip或landskip绘画)和艺术家虚构的历史绘画相关联,如法国风景画家洛兰(C. Lorrain)将人物放在理想的田园风光中。在洛兰的画面中,“landscape”和“scenery”成为同义词[7]。虽然,17—18世纪“landskip”或“scape”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重现,不再使用 “landschap”,但所建立的基于凝视(gaze)的风景画类型,及其强调主客体分离的视觉关系已深深扎根西方“landscape”概念之中。
    18世纪早期,富裕的英国地主开始雇佣风景画家记录他们所到之处的自然景象。在文学田园诗的推动下,拥有乡间土地的上流人士热衷园林运动,使之与风景绘画中的场景相媲美。当这一潮流与欧洲旅游、美学、和浪漫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19世纪初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landscape”概念不仅包含了自然和乡村的风景绘画创作,而且转向自然的花园、乡村建筑和景色“如画”的建筑[4]。“如画”成为“landscape”的审美基础,景观和艺术之间的脆弱关系被加强了。
    1.3  “landscape”与文化的结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F. Ratzel)、海特纳(A. Hettner)和施吕特尔(O. Schlüter)特别关注区域和聚居形态及其科学分类。施吕特尔呼吁应认识文化在景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议明确区分文化的景观和自然的景观[9-10]。他激发了人们对德语“Landschaft”的重新关注,即根据与自然要素的整体和谐关系来确定区域[11],并且将“Kultur”(英译:culture, civilization)和“Landschaft”结合在一起[3]。这个时期施吕特尔对“Kultur Landschaft”的思考,成为后来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罗温索(D. Lowenthal)、刘易斯(P. Lewis)、梅宁格(D. W. Meining)、杰克森,英国的科斯格鲁夫和澳大利亚的琼斯(J. Dennis )等人景观研究的基础。人类学兼地理学家博厄斯(F. Boas)拓展了施吕特尔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以类似的方式适应相似的环境;他引入历史主义的环境观,指出应在本土环境中去理解行为、信仰和符号象征等社会性文化特征,文化要素及其意义随人们迁移、文化背景而发生改变,强调地方历史研究对于文化分析的重要性;提出“景观是文化的线索”[12]。20世纪初,索尔(C. O. Sauer)及其芝加哥学派,基于19世纪中晚期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国地理学家的研究,拓展了“Landschaft”,首次明确提出“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文化景观由文化族群对自然的塑造而成。文化是动因,自然地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3]”索尔的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威尔森和格鲁斯概括指出,“landscape”在索尔文化景观概念中,不是一幅画、景象或花园,而是被特定文化族群所塑造,受到土地、气候、植物等强烈自然生命因素影响的文化区域;与17—19世纪的空间透视景观不同,索尔及其伯克利学派的文化景观,意在寻找景观背后的文化凝聚力[4]。这种从“自然”景观转向“文化”景观的地理学研究和实践,以及英国的达比(C. Darby)、法国的迪恩(R. Dion)对景观历史的关注,深刻地影响了北美的杰克森、英国的霍斯金斯(W. G. Hoskins)和法国的布罗代尔(F. Braudel)等人的景观研究,并被发扬光大。泰勒指出:“景观仅仅作为农业的、背景的观点是错误的,文化景观与所有人类场所和创造场所的过程相关”[2]。威尔森和格鲁斯认为, 索尔结合文化的景观新概念,是人类以特定方式的活动所塑造的时空表达,是动态的、变化的并与客观对象相关[4]。
    1.4  “cultural landscape”词源谱系图解
    以上大体勾勒出“landscape”词义的发展经历的3个阶段,即初始时期与人类土地实践、聚居及其习俗、法律等相关;随后转向绘画类型及艺术视觉关系;而后又藉由与文化的结合发展出“文化景观”,在本质内涵上向古英语的部分物质含义回归。在词义的发展历史和运用过程中,“landscape”概念的内涵被背后的多种力量不断重新塑造和解释,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尽管不断有研究者质疑索尔的文化景观概念及其分析方法,但毋庸置疑,对索尔概念的不断解释、批判和复兴始终是推动西方文化景观研究的主要力量。前缀词“文化”成为景观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对其倾注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景观本身,也是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的引线。在术语使用中,“文化景观”并没有完全取代“景观”。20世纪的西方景观研究以“landscape”“cultural landscape”及相关联的“place”和“social space”等为主题词展开,形成多个竞争的、重叠交叉的、演进的研究范式。
    综上所述,文化景观词源发展谱系图解总结如图1所示。

    2  文化景观理论谱系
    综合阿姆斯特朗(H. Armstrong)[14]等学者的谱系研究,围绕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哲学立场与思想观念、学术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关联为基础,笔者从以下7个理论视角归置多元、动态发展的西方文化景观理论。
    2.1  景观是“凝视”(gaze)
    基于透视、比例的风景绘画建立和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视觉关系,其普遍的文化意义是“我们”(视觉主体)所“凝视”的景象[15],“风景的概念暗含了分隔和观察”[16]。怀利指出,在此,世界被当作一种外部的、等待被理性去感知和准确表达的现实,其核心是假设存在外部现实的认识论;索尔的文化景观概念包含了景观作为外部客观事实的理解,但加上了文化作为促成景观结果生成的动因。他的景观研究虽然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但仍然站在中立、外部的和力求客观的立场来描述景观[7],因而是注重景观形态及其发生的学派。
    在西方,“凝视”并不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表述。正如巴瑞尔(J. Barrell)指出,精英阶层所欣赏的风景与劳动者眼中的艰难谋生的土地,始终并存并相互竞争[17-18]。对“凝视”的批判集中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出发点,“凝视”所确立的视觉关系暗示着“文化是积极主动的,自然是消极的”“文化是男性的,自然是女性的”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6]。甚至,向窗外远眺“好的风景”,或在更大范围里注视他人的场所,都被看作西方式的、殖民主义的、男性的“凝视”[19-22]。与“凝视”相对应的景观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地图,也常遭到质疑[23-24]。景观地图被认为不仅是开发和殖民的附属产物,而且为殖民创造条件的帮凶[25]。即使在今天聚焦“自然美景”的遗产旅游中,同样具有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26]。
    这些质疑“凝视”视角的思考,认同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视觉关系是景观概念的基本内涵之一,但更强调“凝视”不仅基于我们(眼睛)的生物机能,更关乎我们如何去看,具有文化意义。人们带着特定的、社会化的和被教化的文化透镜看世界,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沉积着文化价值、态度、意识形态和预期。20世纪70年代始,一些环境历史学家①已注意到“自然”“荒野地”等概念是人类建构[4]、由特定看的方式而产生。景观概念的内涵从绘画类别,转移到如何以“正确”的方式“看”自然,并逐渐转向在视觉秩序和现代体系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理解景观艺术。将景观作为“看的方式”,即在景观研究思考我们如何“凝视”。
    2.2  景观是“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崛起,主导了地理学界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地理注重价值观与空间问题的关系,探寻景观背后的“意义”。新文化地理学者批判索尔及早期文化地理研究缺少对文化的非物质或象征性特质以及社会等维度的考量,忽视了文化所包含的如信仰、仪式、意识形态、价值、态度等内在运作的方面,也将城市和现代性排除在外[27]。新文化地理学提出景观作为“看的方式”的3个重要隐喻:“面纱”(veil)、“摹写本”(palimpsest)和“文本”(text)。
    英国历史学家伯格(J. Berger)和文化批评家威廉姆斯(R. Williams)探索文本、艺术品和景观等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如何掩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28]。威廉姆斯被认为是最早认识到需要反思景观内涵的学者之一,他通过探讨感觉的结构来诠释在同一场所中人们“看”到完全不同的事物,以及看似不相干的景观在现实中怎样融合在一起[29]。受此影响,新文化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科斯格鲁夫将艺术史与视景观为图像的荷兰传统结合起来,指出景观是“一种看的方式”,景观所依赖的基本理论和技术——线性透视,隐含着社会和历史意义。景观概念充满权力、统治和所有权等内涵,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土地市场化、商品化有关[30]。他和丹尼尔(S. J. Daniels)进一步提出,景观是“视觉意识形态”,即阶级性的主-客体认识论模式的表达,“一种文化的图像、表达、构成和象征环境的图式……景观研究又进一步改变其意义,沉积另一层文化性的表达”[31]。丹尼尔认为景观作为“看的方式”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景观提供了与自然统一的、审美的表象,另一方面视觉审美又表达或遮掩了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景观具有代表精英阶层的象征性功能[32]。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景观研究、解释和分类中,景观被喻为“面纱”[33];对景观内涵的理解从物质性记录转向解释和话语, 尽管其本质仍然是视觉关系,但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为景观视觉表达的目的和立场提供了特定解释,促使其从美学视角转向政治视角[7]。
    本德(B. Bender)指出20世纪中期霍斯金斯的思想包含“景观作为摹写本”的观点[25]。这个比喻意味着景观可以摹写随社会和文化观念变化的人类土地利用及聚居模式,可容纳不同历史时期的、甚至当代的意义[34]。但科斯格鲁夫和丹尼尔却认为,“从后现代的视角看,相较‘摹写本’的比喻,更适合将景观比喻为可以被创造、被阐述、可改变的或者只需一个按键就可完全抹去的文本”[31]。邓肯夫妇(J. Duncan & N. Duncan)同样主张将景观作为“文本”来阅读,他们提出,景观在社会进程中担当的重要角色,支撑了观念和价值等意识形态,景观文本传递并黏合了关于社会组织以及文化与自然关系等特定意识形态的叙述[35]。“文本”的隐喻打开了一系列景观解读的途径,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怀利指出,景观文本包括物质性景观本身及其在艺术、地图、文字和其他图像中的表达,是一种独特的“结构主义”的哲学。巴斯(R. Barthes)发展的“后结构主义”和“互文性”,拓展了景观“文本”含义,使之涵括标识、图像等内容,使得文本的意义在参考的、话语的和互文性的领域中得以建构[7]。
    作为“面纱”“摹写本”和“文本”的比喻,都强调景观视觉性并将景观视为表达,但在景观的“看的方式”和表达的认识论方面不同。科斯格鲁夫、丹尼尔和邓肯强调景观与欧洲社会精英阶层的“凝视”同源;柔斯(G. Rose)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批判新、旧文化地理学的景观都包含特定的、男性的凝视态度[22];丹尼尔更着重揭示景观支撑国家认同感的象征性功能。作为“看的方式”,景观不再指物质环境,而是图像、绘画或游记中的描述,成为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形式的、关键的视觉媒介。方法论上采用的不再是描述,而是解释。这种解释转向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主流的“批判建构主义”立场。从建构主义理解出发,所有景观的意义都具互文性,始终处于准备好被表达的状态,认识论和本体论合二为一[7]。
    2.3  景观的文化(culture of landscape)
    第一代新文化地理学者通过参照更接近观念和象征层面的文化意义来解释景观。然而,这一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一个悖论,即过于聚焦于表达、象征性意义及文本性解读可能忽视或削弱了景观的物质性。地理学界出现反对“文化转向”的声音[7]。如邓肯并未全盘接受后现代的互文性观点,他认为景观意义的不确定和多样性是有限的,“任何景观都可以放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当作文本来分析,景观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揭示”[36],景观本身作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转化的物质基础和形式[35]。视觉理论家米特切尔(D. Mitchell)认为,景观解释聚焦在“已完成的或形成的”景观,无论文本的、视觉的或物质的考察都显得不足,“景观是怎么产生的?”才是理解景观的关键。他将景观从名词变为动词(“to landscape”),提倡根据行为、行动和表现来定义景观,强调景观不是揭示隐含的意识形态价值的纯文化图像。他认为景观是一种文化实践,属于人类社会中社会文化关系自然化、再生产和转变的社会-政治过程[37]。
    深受米特切尔影响的麦特尼斯(D. Matless)被怀利视为第二代新文化地理学者的代表。他明确反对将景观作为“看的方式”或视觉意识形态,其开创性研究——景观的文化,将景观与主体性和公民权相联系,揭示在公民权、认同感、健康和真实性等话语中,通过景观实践所产生的物质的、象征的、新的主体性以及景观变化[38]。他强调景观是文化的产物,由行为、信仰和实践构成,而不是发生实践的舞台。带着独特的关于权力和主体性的视野,麦特尼斯将景观本身从“图像”转向了关乎礼教与道德的“实践”,成为其他“景观的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中心线[7]。欧卫格也试图将景观概念拉回其物质性实质。他提出,景观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概念,意味着普通人的、文化性的使用和价值变迁的历史,而不是某种精英的“看的方式”;呼吁重视景观与地方性、社区和习俗法规等相联系[39]。
    在英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M. Foucault)关于话语(discourse)、权力和主体性的思想对“景观的文化”研究产生极大影响。在福柯的研究中,“话语”拓展为某个话题或领域所展开的所有话语、行动和事件。怀利受福柯启发,认为“‘景观的文化’直接地指向日常景观与日常散步、观光等活动,从更深层次考察日常景观实践的行为概念和文化话语。景观话语不再是对外部已经存在的景观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而是使之有意义的价值表达、态度和日常实践,是它们创造了景观,它们是‘景观的文化’的集成。……话语包含了政治和伦理”[7]。
    怀利超越了以往艺术史的景观研究范式,贯穿了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其独特之处在于主张在过程和变化中理解景观。他认为景观的解读具有双重性,景观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中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因,又是这些关系的结果、反映,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他主张关注地方的、具体的和日常的普通景观。相较第一代新文化地理学者,景观在此被看作是在信仰和实践之间穿梭的运动,而较少被当作一种凝固的文化图像或“凝视”[7],于是产生了“景观作为意识形态”和“景观基于实践、感知和活态体验”2种分歧[7,14]。
    2.4  景观的现象学方法(the phenomenology approach)
    景观的现象学研究以发现和描述景观生活体验为基础,探究经验对参与者具有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30—60年代,受现象学哲学影响,一系列关于“场所感”的研究开始关注习俗、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如何植入景观[14]。段义孚(Yi-Fu Tuan)和瑞尔福(E. Relph)将现象逻辑学的观点引入“场所感(sense of place)”概念[40]。瑞尔福基于海德格尔的理论,指出“存在性的”或“活”的空间的重要性,以及人类行为对“存在性空间”的持续建构和再建构[41]。20世纪80年代,诺伯格-舒尔茨(C. Norberg-Schulz)的“场所精神”研究,以及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的景观意向及象征研究均继承了瑞尔福的思想[14]。罗文索提出“场所依附(place attachment)”,从描述景观的文化实践创造方式转向深入探讨场所和文化景观的价值[42], 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探讨了人类赋予场所价值或归属于场所的各种原因。埃特曼(I. Altman)和娄(S. Low)提出,6种人与土地的象征性关系,从中提炼出“场所依附”的类型学[43]。杰克森、段义孚、巴特尔(A. Buttimer)等人吸取了现象学观点,把与场所感有关的个体体验当作动因-结构关系中的动因,景观作为“动因和结构的舞台”和“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有着积极影响的根本性动因”[4]。在研究方法上,一些研究者追踪政治行动与普通日常文化实践及消费模式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关系与文化景观相互作用。
    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种现象学思潮对景观作为“看的方式”的解释性或建构主义等范式的认识论根基进行批判。20世界法国现象学主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延续了现象学对生命的关注,以身体生存现象学为基础而重建“生活世界”概念,把生活世界当成双重结构:它既是我们的身体生存经验的基础和条件,又是经验的产物;生活世界既是被建构的,但同时又是建构性的;它既包围着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的生存维度,同时又是被我们的身体所渗透融入的可能的世界。真正的哲学就是“学会重新观看世界”(raprendre à voir le monde)。他重新定义“视觉”,用“交织”这个词来捕捉“自我”和“景观”相互关联的方式。景观成为存在于世界本身的、自我的表达,是所看到的事物的物质性和感知力,而不是被看的景象或“看的方式”。据此,景观从一种特定的理解方式(“看的方式”)变为特定的“存在方式”(与视觉结合)[7]。英戈尔德(T. Ingold)受海德格尔的“栖居”和“存在”的启示,提出“栖居”与“景观”两者具有一致的内涵。景观不只是土地、自然和空间,而是“存在”的“栖居”,景观既是物质环境也是人类的栖居行为,“时间性”存在于“栖居”行为模式里,人类生活、筑居过程即是“栖居”景观的形成集合过程[44]。他还用“taskscape”这个词来称谓日常实践的、正在发生的景观。英戈尔德之后,出现了“非表现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或被称作“效能”(performances)的转向,将注意力从假定的意义转向支撑表现形式的物质组成和行为。英国景观研究沿着“非表现”理论的发展,就影响、存在、传记和运动等观点展开研究[7]。
    现象学方法使景观研究从笛卡尔式的、“观众的”认识论转向现象学的“主客合一”;在方法论层面从解释学和话语分析转向更加民族志;在研究议题和方法上更直接、细致地分析个体参与及具体的景观行为。新近的现象学探索景观里发生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mobility)[7],关注人们在迁移过程中的景观感知。身体知觉、感知与物质环境互联互通,主客相互建构,不断变化的。景观成为日常的、瞬间变化的和流动的一种形式[25]。
    2.5  “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
    19世纪,活跃在受欧洲殖民主义巨大影响地区的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者们提出,日常生活环境是提供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的重要线索。在美国,贯穿20世纪初期的民粹主义以及30年代的地域主义,使大众对有活力的公共建筑、社区和日常生活景观产生了兴趣。受瑞尔福的“场所感”研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以及列斐伏尔(H. Lefebvre)的“日常生活重要性”的启发,杰克森和梅宁格[45]等关注与普通场所、景观相关的共同价值。杰克森以“乡土景观”描述人们居住和工作的普通日常生活世界[46]。他坚持景观研究的首要对象应是普通居住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景[11],城市景观也因此受到重视。“乡土景观”被认为高度综合了地理、生态、美学、社会和政治等景观包含的所有方面[47]。斯蒂尔格(J. R. Stilgoe)解释道“普通”“日常”的景观不是粗鲁或粗俗的景观,而是指属于每个人的,能被所有人理解和认同、世代相传的景观[5]。杰克森对聚居模式、宗教起源的探索,对战后美国景观以及日常生活景观实践的流动性和移动特征的敏锐洞察,开启了景观民主化的时代[4]。杰克森最突出的贡献是将普通景观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结合起来,将景观的象征、信仰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结合起来,挖掘了普通景观的象征性维度[7],由此引领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方向,在历史的高雅景观以外,开始寻求理解普通生活的社会历史形态,将所有普通景观作为文化价值、社会行为的象征和表达。景观研究对象转向充满想象、意义、集体信仰及习俗的普通景观。
    刘易斯提出一系列解读普通日常景观意义的途径[48]。刘易斯很少考虑景观美学[49],在美国普通日常景观考察中增加了社会公平、政治、经济、人类关系等纬度,促进了对景观历史演变的理解,进而判断当前景观的发展可能。刘易斯发展的“乡土景观”,成为美国景观研究的主要传统。
    2.6  景观是政治与社会空间(political and social space)
    受文化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文化地理学开启了政治、社会视角的景观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将之拓展到社会空间、竞争性景观(contested landscape)、移动的(movement)、放逐(exile)的和恐怖的(terror)景观[25],以及景观记忆和政治等领域,引发了一系列聚焦阶级冲突、不平等权力关系和社会认同感的研究,以及探索民族的、种族的、阶级的、年龄或性别的社会空间研究。为区别于传统景观概念,更近时期的研究者使用中性词“空间”或“社会空间”替代“文化景观”。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早于后结构主义),塞缪尔斯(M. Samuels)前瞻性地提出“景观由作者创造,作者赋予景观意义”[50]。在塞缪尔斯的观点基础上,雅各布斯(J. Jacobs)和海登(D. Hayden)提出城市景观是由许多作者共同创造的地域,存在与场所相关的多重意义和竞争性价值[51-52]。米特切尔认为,景观从竞争、妥协等社会动因关系中建构产生,他的景观分析激进地批判统治和霸权,犀利探索景观的政治性[7]。本德指出,在殖民和后殖民的背景下,殖民者和原住民社会之间的严重冲突,体现在双方对场所和景观完全不同的理解,不能认同或容忍[25]。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转向变迁的、边缘群体的和逃亡庇护的景观,引发了对景观、记忆和认同感的深入研究。近年来,一系列文化景观的关键议题伴随记忆研究和遗产政治出现。北美和英国文化、历史地理学者对景观文化和政治、冲突的记忆、遗产和认同感的研究[7],作出了大量的研究贡献。
    2.7  景观作为遗产(as heritage)
    将景观视为遗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霍斯金斯的景观研究。在英国,景观、历史、乡村、田园风光和怀旧等概念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霍斯金斯强调景观的历史性扎根于地方性。洛文索早期从“场所感”入手,探讨景观意义和价值,将有形的“过去”和人们的场所记忆、认同感、历史及遗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提出文化景观具有遗产价值,这种观点后来成为遗产理论的核心。洛文索揭示了景观可以作为有形的“过去”与“遗产”相关联,而且是与遗产价值重要的历史信息库,“景观作为一个整体,包含了所有其他遗迹的场所感”[42]。邓肯夫妇基于解释学的哲学途径,阐明景观有助于形成社区价值和基于场所的社会认同感,因此景观处处体现着作为遗产的重要性[53]。泰勒指出,文化景观包含了我们社会和历史的丰富证据,很容易与遗产价值联系在一起。遗产景观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更宽泛的、价值和习俗的精神传承,启示我们与过去、社会、历史建立联系,加强场所感[54]。景观因其场所的物质性、历史性、地方性和认同感,成为人们创造和建构遗产的基础。
    基于西方文化景观理论所揭示的自然的文化性、动态的历史建构性、地方性、物质与精神性以及景观在社会和经济背景中的意义,为弥合自然与文化、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鸿沟,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将文化景观设立为新的文化遗产类别,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的旗舰项目。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3个子类涵盖了人与自然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景观列入世界遗产。景观既是一种看待环境的方式,也是环境本身,景观具有高度的自然性和文化性,包含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价值[55]。
    2.8  西方“文化景观”理论发展谱系总结
    综合上述不同的理论视角的研究,将西方“文化景观”理论发展谱系梳理如图2所示。

    3  结语
    采用谱系学方法对西方“景观”词源和“文化景观”理论视角的梳理显示,词意的演变、文化景观理论的发展涉及诸多学科,必须置于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
    研究为“景观”提供了多样化理解和释义;不同视角下的“文化景观”,其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焦点互不相同,但又纵横交错,互有关联。“凝视”奠定了西方景观研究视觉性和物质性的缘起及基调。“看的方式”认同视觉性本质,但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思想影响,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精英阶层与景观象征性意义的批判式审问,转向文本解释和政治视角。“景观的文化”则汲取文化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的方面,强调其物质性,引入时间意识,在实践、物质性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解读景观。“现象学途径”则将景观的实践性本质及时间性与人的存在相关联。“普通的景观”重视日常景观的物质实践及临时性特点,将普通景观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相结合,拓展了“看的方式”所关注的象征性;“政治、社会空间”强调景观是包含多元矛盾冲突、象征意义和流动性的政治社会空间;“作为遗产”将景观有形的物质性与无形的历史性、地方性以及认同感相联系,构成遗产价值的核心维度。

    本文聚焦西方文化景观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演变,探究不同理论的内在联系,梳理整体脉络,理清思想内核,力图为当前国际及中国纷杂的景观现象提供分析判断的理论依据,为中国的景观理论创新、批判发展以及景观遗产保护,选择适合中国的方法和途径提供思考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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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