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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怡、尚趣、尚德——论江南文人园林植景审美情趣

    关键词:风景园林;江南园林;古代文人;植景;审美情趣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Jiangnan garden; ancient literati; plantscape; aesthetic taste

    摘要:江南文人园林中的植景与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表现出一定的审美倾向性。文人园林植景之赏析,既重“情”,即植景蕴含的文化内涵对精神的陶冶;也重“趣”,即园居生活中与植景互动的意趣。具体说来,植景审美之“怡”,是指欣赏植景所引发的舒适、愉悦的身心感受;植景审美之“趣”,强调人与植景互动之感官体验;植景审美之“德”是植景表明心志的象征性。

    Abstract:Plantscape in Jiangnan literati garde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terati's daily life, showing a certain aesthetic tendency. Plantscape appreciation both lay emphasis on "emotion" that is cultivated by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plantscape; also on "gaiety" that is cultivated by people interacting with plantscape in garden life. In particular, the "comfort" of plantscape aesthetics refers to the comfortable and pleasant physical and mental feelings by plantscape appreciation; the "interest" of plantscape aesthetics emphasizes the sensory experience by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plantscape; the "morality" of plantscape aesthetics is an ambition symbol of plantscape.

    内容:自然界中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生态关联,园林中人、植景、环境三者之间具有生态与文化双重关联。植景系指以植物为主要景素所形成的景色、景致和景象。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民俗传统、山水诗画以及“儒释道”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江南文人园林植景审美既重“情”,即植景蕴含的文化内涵对精神的陶冶;也重“趣”,即园居生活中与植景互动的意趣。从明清时期园画、园记、园诗以及散文小品等古籍文献中叙述和描写的文人园林生活场景、心绪变化与情感寄托中不难看出,江南文人园林植景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情趣,集中表现为尚怡、尚趣、尚德。

    1  尚“怡”
    江南文人园林植景审美之“怡”,是指欣赏植景所引发的舒适、愉悦的身心感受,陶渊明以“眄庭柯以怡颜”表达归隐山林、闲看花开花落的安逸平适的心态,这是植景在文人园居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与作用。诸多园记、园诗中都可以看出文人对于植景怡养、怡情的钟爱。
    1.1  怡养
    江南文人园林不仅仅“可行可望”,更“可游可居”,养身、养心是其重要功能。文人在园中读书品赏,吟诗作画,交游集会,需要与之相符的空间与氛围。植物可以遮阴降噪、释放芳香等,使在园林中营造恬静优雅的生活环境成为可能。高濂在明代养生专著《遵生八笺》记述了通过植景营造舒适惬意生活环境的要义和方法①。生活在城市的文人为了满足山居读书的愿望,在书房静室外围种植梧竹等冠大荫浓的落叶乔木,以求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调:“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负暄融和之乐;夏秋交荫,以蔽炎烁蒸烈之威。[1]”(图1)徐有贞在《竹泉山房后记》中记述一处栽竹引泉的园林环境(“绕舍种竹,凿池引泉,周流庭除间”),不仅适宜居住(“不仕而家居”),而且营造了读书修身的好场所(“诵诗读书,怡然自乐”)[2]。
    植景营造的清幽出尘的生活环境对于“君子”修为与养成有着积极作用。《先春堂记》记载了苏州郊外一处园林“轶埃壒而凌云霄”,有令人心旷神怡、别有天地的效果[2]。杨士奇也通过在居所附近大量种植林木,得到“埃氛不侵”的园林氛围[3]。
    课花艺蔬是许多归老文人颐养身心的方式。陆深在《理园》中表明自己致仕后的归隐修养的愿望(“百虑静以遣,世纷老旋经。所存复余几,兀然顾兹形”),通过在园林理荒种植,自比先贤,陶冶性情(“呼童理荒秽,森爽出众青。宣父叹后凋,湘累眷芳馨”),并将此视为自己晚年之乐(“持此遂久要,庶以娱暮龄”)[4]。孙承恩《园居漫兴》中记述自家宅园花茂柳盛(“屋后万株花,垂杨拂岸斜。野人遥指认,望见是侬家”),园主闲居锄花灌园的乐事(“无事朝慵起,今朝步月中。呼儿抱瓮出,汲水灌花丛”)[5]。高士奇归老回乡在平湖建江村草堂,每日“手自携厨,督课种艺”,并在园中择一隅隙地“蔬香园”种植瓜菜,这既是日常园居生活的乐趣(“甘脂之余,足娱宾客”),也是园主借以自省、自戒的方式(“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6]。
    1.2  怡情
    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云霞荡胸襟,花竹怡情性。[7]”万物虽无心,然人心中有情,文人观花木,实际是借由花木来观照自我。木欣欣以向荣,既可以陶冶情操,调节心情,也使居城池而享山林之乐成为可能。
    园林作为避世闲居的处所,“手抚长松,仰视白云,庭空鸟语”是文人向往的怡然生活[1]。拙政园有“怡颜处”,据《拙政园记》载:“梦隐之前,古木疏篁,可以憩息,曰怡颜处。[8]”又园诗:“斜光下乔木,眷此白日迟。微人不可即,暮景聊自怡。青春在玄鬓,莫待秋风吹。”可以想到园主坐于亭中,纸砚铺地、弹琴读书、闲看云起日落、感慨时光流逝的悠然闲愁之心(图2)。
    植景怡情的审美情趣与传统美学中的比德思想紧密相联,以品性高德的植物怡情养性是许多文人的逸趣。在书写材料短缺的古代,文人在植物叶片上写字是史不绝书的。《南史隐逸传》中记载:“徐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及地上学书。[10]”陶谷《清异录》中也记载了唐代书法家怀素取蕉叶代纸学书的典故①。芭蕉与竹作为勤读好学的象征,是文人园林书斋庭院中常见的树木组合。李渔言:“竹可镌诗,蕉可作字,皆文士近身之简牍。[11]”扬州瘦西湖“白塔晴云”有书斋名“种纸山房”,书斋周围植蕉百余本,以示园主心志[12]。钱子馨因其书斋旁植有一株繁茂的柿树,借唐代书画家郑虔“采叶练字”的典故②,将书斋命名为“肆书庼”,表达了对古人的敬意以及刻苦勤学的精神。

    2  尚“趣”
    江南文人园林植景之“趣”,是赏者在与植景互动过程中所体悟的生趣、游趣和屏趣。
    2.1  生趣
    “园得草木而华,庭得草木而活”,获得自然生趣的审美体验,是许多文人共同的追求。王象晋说:“种不必奇异,第取其生意郁勃,可觇化机。[10]”“化机”即指植物“参天地、赞化育”的生机与活力。植物作为有生命特质的景素,其生物特性的微妙变化承载着天时季相的丰富信息。植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化,生发出许多乐趣横生的园居活动,《花镜》的“花间日课四则”记述了古人四季课花艺蔬的赏心趣事③。明代镇江的梅皋别墅内栽植不同花期的花卉,命名“四时皆春”。春赏梅香雪漫空,夏赏荷荡漾清漪,秋赏桂香气错落,冬赏霜枫参差掩映,四时之景,无不可爱④。
    植景之生趣不仅表现在春繁秋孤、夏蒨冬晔的季相变化,还因自然天象而变幻。李渔指出:“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11]”风雨本无形,“荷风四面”“芭蕉听雨”等风雨声都是借由植景而表现。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植景表现风雨之特质:“风不能自为声,附于物而有声……土石屃赑,虽附之不能为声;谷虚而大,其声雄以厉;水荡而柔,其声汹以豗。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骇胆而惊心。故独于草木为宜。[13]”所以有“艺花邀蝶”“栽松邀风”“种蕉邀雨”等园林逸趣[14]。园林中的阔叶植物都是聆听雨声的好凭借,沈周书作《听蕉记》描述了借蕉听雨之乐趣,夜凉雨夜,端坐书斋,静静听雨声嘈嘈切切,滴碎芭蕉,别生幽情,乃园居生活一大乐事①。
    花木作为散布馨香的源泉,其娇艳的花朵,清香的果实吸引昆虫鸣禽飞绕期间,产生一派“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生气意象,为园居生活平添几分精致与生趣。《园冶》中不乏对这种蝶舞虫喧场景的描写——盛夏“林阴初出莺歌”,林樾阵阵风生;秋凉“虫草鸣幽”,如诉幽怨,举目望见“一行白鹭”飞过红颜如醉的丹枫;寒冬晚风中几只昏鸦落在飘零的枝头,残月下的寒雁发出声声哀鸣。因此,园中习见栽植适宜禽鸟栖息的花木以吸引其停留。扬州影园东南临水河堤多栽植垂柳,“鹂性近柳,柳多而鹂喜,歌声不绝”,河岸边“其灌其栵”的垂柳引来栖息的黄鹂,“春夏之交,听鹂者往焉”[12]。临水置半浮小阁,人可在阁中欣赏“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自然生气景象。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中,游赏者成为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融为一体。
    2.2  游趣
    植景可为游园活动带来丰富逸趣,“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固野客之闲情,实文人之深趣。[1]”文人赏菊的传统源自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情趣,通过听竹访菊等气质高雅的花事活动自比陶潜。方孝孺在《菊趣轩记》中描写了园中种菊赏菊的趣事,指出赏菊之“趣”在于将菊高洁孤傲的品性比拟不媚时俗的高德之士:“菊之为物,扬英发秀,于风霜凄凛之际,有类乎盛徳之士,不为时俗所变,服之可以引年于择物济世之功,又有类焉。[15]” 
    江南文人园林不仅是休养生息的幽居场所,也是交友集会的社交场所。对赏花乐趣的追求使各种花事活动盛行,赏花吟咏等交游活动成为社交集会,甚至是炫耀资本的途径。宋濂在《春日赏海棠花诗序》记载了明初浦阳的一次赏花集会活动:“春气和煦,海棠名花,竞放浦阳。郑太常仲舒,开宴觞客于众芳园。”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时日已西没,乃列烛花枝上。花既娟好,而烛光映之,愈致其妍”)[16]。方孝孺在《郑氏春夜赏花诗后序》也记述了一次春夜赏花活动:“有园池者,则有花;有花而得赏者,难也。有酒与淆闲暇,则可以赏;赏而能诗以记之者,难也。[15]”从方孝孺对“难得”的反复强调来看,赏花品酒固然有雅趣,然能随花赋诗则是趣中之趣。赋诗、题词、命名、记园记等文学性活动是园林花事雅集必不可少的环节。吴宽的“东庄”是当时著名的名流交游、赋诗之所,刘大夏、李士实、沈周、吴俨、邵宝等都曾为东庄吟诗作赋,沈周还绘制《东庄图册》纪念与好友的情谊,而吴宽本人更是时常与好友赏花、赋诗唱和,如《清明日园中见杏花初开》《二月十二日济之复邀看桃花和旧韵四首》[17]等。园林中的赏花吟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扩大交际范围,提升社会威望。张宁在《翠筠轩序》中记载了一位将军在“竹阴满庭”的宅园中“与群士大夫燕游”,并“相与赋咏”,文人则称赞他“俨然一儒生”[18]。
    2.3  屏趣
    在古代江南文人园林中,“屏”“幄”“棚”等以植物构成的特殊空间在许多园林中出现[19]。尤其在以植物为主要景致的园林中,这种特殊的构筑形式生发出一种独特的意趣。
    张凤翼的求志园入口有一组攀附着荼蘼和玫瑰的花屏,花开时节满眼缤纷,名为“采芳径”,穿过花屏方才进入园林的主厅怡旷轩(图3)。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做法,通常用蔷薇、荼蘼、木香等观花藤本植物编织成屏并随路延伸,用以划分空间,增加园林趣味。王世贞弇山园中有“惹香径”,先以竹编织花架,再“傍蔓红白蔷薇、荼、月季、丁香之属”,花时芬芳四溢,雕缋满眼[12]。顾大典的“谐赏园”也采用类似作法,以“蔷薇、荼蘼、木香之属,骈织为屏”,花时芬芳错杂,烂然如锦,主人颇为得意,称赞此花屏绚丽不输“季伦步障也”[12]。
    李渔在《闲情偶寄》提到了这种特殊的植景:“藤本之花,必须扶植。扶植之具,莫妙于从前成之法用竹屏。[11]”后来这种做法愈演愈盛,几乎泛滥,便有落入俗套之嫌。计成便很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俗不可耐,他在《园冶》中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芍药宜栏,蔷薇未架;不妨凭石,最厌编屏”[21]。虽然反对将花木编织成屏,但他却支持在园林中以竹木编篱,认为有自然野趣(“编篱斯胜花屏,似多野致,深得山林趣味”)[21]。徐子容的“薜荔园”中“结柏为门屏”,何景明形容其“盘条翠如织”,且“日夕不垂帷,岁寒未相识” [22]。虽然“花屏”的营造与欣赏最后落入俗套,但是作为兼具观赏与空间划分功能的植物构景手法,仍然不乏趣味,并且被后人一直延续与发展。清代文人沈复的妻子陈芸层发明了一种制作“活花屏”的方法受到众人的称赏①。

    3  尚“德”
    江南文人园林植景除了供观赏怡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其象征性,植景常被作为道德、情感的符号寄托,借以表达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了植景审美的“比德观”——植物不仅是有生命力和优美外形的自然生物,更成为表现哲理、启迪智慧的人文载体。园林中游赏怡情的体验大多与植景的象征意义有关,植景的比德象征特性也因此成为文人园林植景审美的基石。植景审美之“德”是文人将自己的人格理想赋予植景、表明心志。
    3.1  耕读美德
    耕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陶渊明“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成为无数文人的理想生活境界。耕读生活方式与他们对隐逸理想的追求紧密关联,“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知行合一,立己达人。袁华世称“耕读先生”,盖因其读书处曰“耕学斋”,其园“地广成圃,杂树花果之属,皆数拱余”,又“凿地为池,而芙蓉映面”[12]。朱长文的宅园“乐圃”中种植十分丰富,园主于此朝诵礼乐诗书,夕览群史百氏,暇时“踌躇于平皋,种木灌园,寒耕暑耘”,乐而不疲,笑叹功名利禄均“不足以易吾乐也”[12]。
    有耕读美德追求的园林,农业种植成为首选,其次是果树成片种植,而纯粹的观赏植物则较为少见。王世贞胞弟王世懋的私园“澹圃”中以成片果林构成园林的主要景致(“果园尤旷,所种皆柑橘、枨橼、桃李、來禽、樱胡、枇杷名品,又以其隙,分畦栽艺紫茄、白芥、甘瓜、樱粟之属”),园中有轩名“学稼轩”,表明了园主勤读课耕的理想。王世贞将农耕作为美德称颂:“耕时则先其家,众行课耕,坐池上课妇子……当获时,坐‘学稼轩’,其饷作劳,与余辈噉余酒食,听吴歌如饷耕,而加乐曰:‘亦足以酬老农矣。’[24]”吴宽东庄的二十一景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以林田风景为主(如菱濠、果林、麦山、竹田、桑洲等),园主更是发扬“农耕传家”的精神,“重念先业不敢废,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25]。
    3.2  孝亲美德
    文化传统中具有“慈”“孝”“忘忧”等象征含义的植物在江南文人园林中也较为常见,借以表达孝顺、思念双亲之心绪。萱草为多年生草本,有“忘忧”含义。杭州有小园名“寿萱堂”,乃“李愚若虚养亲之所”。园林环境清幽,植萱数本,以尽孝思(“为屋数楹,树萱草数十本,杂以奇花异石,四时蔚茂”)。竹除了比德坚贞、谦虚的品质,也有孝的典故与象征,这些千古美谈、老少皆知的佳话自然也影响了文人园林的植景营造②。方孝孺宅园的正堂是他侍奉母亲的场所,藉由竹之孝思比德,堂北侧植竹数十百个,命名“慈竹轩”[26]。吴宽把对竹的比德同“孝思”联系到了一起,植竹于庭,在“出于孝思”的同时,还有“欲资其德”的考虑(“今夫竹有君子之德,白太传故有“似贤”之称……德良所以瞻对之者,固出于孝思,亦欲资其德,以为乡里之贤人耳”)[17]。
    3.3  游仙比德
    对神仙境界的向往是文人挥之不去的心结,士人早期隐居山林、寻仙访道,渴望找到世外桃源;后世营建城市山林,把“游仙”理想通过园林景象的象征作用表达。造园家通过在园林中对游仙意象的营造完成从“游园”到“游仙”的转化。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写的世外仙境可谓是游仙文学的代表之作[27],文中描绘的“竹径”“桃林”等植景意象成为后世文人园林中表达游仙思想的载体。高士奇的江村草堂的“问花埠”是一条幽野竹径,径旁“杂花野卉,夹路皆有”,园主称赞此处“不异桃源深处”,遁入小径有“桃源问津”之感[6]。顾正心的熙园位于东城外三里处,面水而门,入园后东入山径,“萧萧疏竹,夹植径中……苍苔翠藓,似武陵道中”[6]。陈元龙在城西北角建遂初园,园南部有桃山,山上皆种桃杏,“花开时仿佛武陵溪畔”[6]。无锡寄畅园内山、泉萦绕,园主在山体西侧垒石为洞,以水绕之,周围植桃数十株,王稚登称其“悠然有武陵间想”[12]①。
    “群玉山”也是常见游仙意象,其典出自《山海经》,传为西王母所居处②,李白曾在《清平调词》中借此典故将杨玉环比作天上仙女③。在江南文人园林中,“玉山”“琼岛”“雪山”“玉蕊”等意象屡见不鲜,牡丹、梅、玉兰等香幽色纯的植物多用来表达园主忠诚、纯洁的品格,以及向往世外仙境的心愿。吴嘉洤的退园中花木繁茂,每至春日,“群英璀璨,如入桃源”,园中鼠姑花盛开“天香馥郁”,主人形容其感“若游《穆天子传》所谓‘群玉之山’”。园中有堂名“群玉山房”,堂前筑台,其上植牡丹数本,花开时节园主在此宴请宾客,张灯赏花,仿若仙境[12]。徐乾学在《依绿园记》中记述了位于武山山麓的一座背山面水的文人园,园后有平冈小阜,其上皆植“岁寒三友”,梅花盛放时节登楼俯瞰平冈梅花,其感仿佛“时在群玉山头”[12]。翁光禄私园“集贤圃”内有“群玉堂”,院内“群玉毕至”,堂后石梁下有名花木莲,花台上牡丹异苞霞翘,玉兰、碧格冠浓如盖[12]。王世贞在弇山园中栽植玉兰(“山之阳,旷朗为平台,可以收全月,左右各植玉兰五株,花时交映,如雪山琼岛”),并借园中玉兰赞赏兄长的高洁情操:“谢庭凡几树,羯末与封胡。何似琅琊邸,亭亭玉十株。[12]” 

    4  结语
    江南文人园林尚怡、尚趣、尚德的植景审美情趣的形成既来自于园林外部的社会环境、也来自于园林内部的园居活动,同时也是植景构设的直接原因和动力。《园冶·兴造论》中论园主“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这个“能主之人”既包括擅于根据地宜、人宜灵活运用“成法”的文人造园家,也应当包括具有“触情俱是”的领悟能力和审美趣味的文人赏者。

    江南文人园林植景的构设与赏析与园居活动息息相关,有着深深的时代和生活烙印。其尚怡、尚趣、尚德的审美情趣,反映了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讲求托物言志、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统一,在尊重地脉和文脉的基础上,巧妙而又恰如其分地实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之统一。无疑,对当今如何构建基于地脉和文脉的可持续风景园林植景具有启发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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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