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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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风景园林视角的中国传统村落园林审美特质研究

    关键词:风景园林;传统村落;审美研究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traditional village; aesthetic research

    摘要:中国的一些传统村落经过持续千百年的规划建设,与其内外的山水形胜交融渗透、共存相生,成为人与天调的大美之境。从风景园林学视角来看,这些村落已经形成了一种以自然审美为主调的园林环境体系。研究这种大尺度、开放、公共的传统村落园林审美特质,有助于促进国内风景园林学理论研究打开更大的专业视界,完善中国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体系,以及探索传统村落保护复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Abstract:After long-term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y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environmental systems are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relationships of man and nature are harmonious and complet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becomes the large scale, open, public landscap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aesthetics.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history and aesthetic features is useful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Chinese landscape history theory system, open the view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and reviv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内容:1  “村落园林”概念的界定与缘起
    1.1  概念界定
    计成在《园冶》中把造园选址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6种类型,其中大部分都在乡村。当下风景园林学界中也常见“乡村园林”“郊野园林”“村落园林”“村落景观”等名词,大都用于指代城市之外的园林,其中对传统村落的水口园林尤为关注。本文的“村落园林”不仅是地缘概念,也是一种审美类型,是指一些村落经过长期持续的规划建设,与所处地理环境深度融合而形成的人与天调、意象丰富的整体环境体系。概念在审美构成上包含了传统园林的建筑、山水、植物、文化等全要素;在空间范围上既包括村落内的水口园林、祠宅路桥,也包括与村落布局规划浑然一体的外围的山峦河湖、林壑田畴等更大尺度的场地。这种园林化的村落环境体系在许多地方都有案例,尤以遍布“徽州六邑”的古村落最为典型。
    1.2  概念的缘起
    把“村落园林”作为概念明确提出来并加以界定,有这样一些缘由。
    一是源于对中国园林历史尤其是明清园林历史的反思。国内学界常因江南明清私家园林艺术水平最高而用城市庭园来指代中国传统园林,这个判断本身没有多少问题,却忽略了一些真相。比如,中国传统园林只有封闭式的宅园形态吗?城市庭园的审美原型是什么?如此等等。
    二是源于对明清徽商造园活动的困惑。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1]”众所周知,徽商是明清江南城市经济繁荣的主要推手,也是城市造园的主力,其中扬州绝大多数名园都是徽商营造的。然而,徽商在其故里的营造工程却集中在住宅建筑和宗祠、书院、路桥等公共事业上,而非造园。这是为什么?
    三是源于对“园林”概念本义的还原。园林是人类优化人居环境的改造活动,依据尺度和目标差异,其可以分为3个层次:小尺度上美化居住环境,使之更加适心惬意;中等尺度上优化生产生活环境,使之更加健康宜居;大尺度上提升生态环境水平,使之自然和谐可持续。3个层次在当代专业语境中分别对应了宅第园林、公共园林(城市公园、村落园林)和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古今人类对于环境美化改造的一致性需求以及相应活动,构成了风景园林历史的基本框架。实际上,汉语中的“园林”概念原本指代了不同时代的所有园林类型,比如早期的苑囿、宫苑、自然山水园,后来的城市宅园、乡村田园、公共园林等;明清以后人们却逐渐仅把封闭的宅园视作园林,大大收缩概念的空间范围,模糊了园林历史的真相。人们不能因为喜爱唐诗宋词而忘记乐府民歌也是诗,概念本义的收缩如今已严重束缚了中国传统园林的持续发展,还原概念本义已经到了迫在眉睫之际。
    四是源于对经典古村落环境的实地考察。在多次以徽州为中心的古村落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这里的山水、建筑、植物、文化等环境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并非完全出乎自然,而是经过了精心的规划设计和持续建设,空间环境在本质上已经成为系统完整、边界清晰、尺度较大的第二自然,成为兼具生产生活、游憩休闲、怡情养性、审美教育等功能的园林环境。这种集体化的大尺度园林空间,不属于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公共(寺庙)园林三分法中的某一类,彭一刚先生名其为“传统聚落景观”[2]。景观可以是人文的,也可以是纯自然的,可以是单体的,也可以是完整的环境体系;所有村落都有其景观,但并非皆可被视作村落园林。因此,本文认为“村落园林”的概念能更准确地概括此其长期规划建设的完整过程,环境的整体性、系统性,以及人与天调的第二自然审美特质,故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
    五是基于当代美丽乡村建设事业的现实需求。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美丽中国不能仅有美丽城市,更要建设美丽乡村。当代乡村环境呈现出2个明显相反的发展态势:缺少旅游价值的乡村快速空心化蔓延;旅游价值高的乡村则因过度商业开发而快速同质化、表象化;大批有着千百年文化历史的传统村落面临断根绝脉的新危机。从风景园林学研究视角来看,乡村复兴和建设美丽乡村必须立足于对村落内外环境、山水土地资源、生产方式、历史文化等全要素的统筹思考,因地制宜地制定系统化的方案。

    2  传统村落园林的审美特质
    村落园林是村落集体与所在地理环境之间长期和谐互动而形成的,其发生逻辑与城市公园和宅园都不完全相同,形态功能、人地关系和审美特征也有差异。
    2.1  自然山水园林的发展延续,城市园林设计的审美原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自然山水审美意识逐渐增强,“濠濮间想”“山水有清音”等成为时代审美的主流,中国园林史进入了自然山水园阶段。隋唐科举制和均田制冲击了此前的士族门阀,从根本上动摇了世居优山美地的豪门,严格的里坊制度又限制了城内造园的空间范围,加之在道家哲学和禅宗思想引导下,时代文化审美趣味逐渐转向精神层面,艺术形式的写意性不断增强。中唐以后,城市造园转向写意化,白居易履道里园以及北宋司马光独乐园是其中的标杆,许多园林史著作也都很重视这一转向。
    实际上,王维辋川别业、卢鸿一嵩山草堂之类的自然山水园在唐代始终都很兴盛,唐诗中的很多山居、村居诗都如园林诗一般。例如,薛逢《题独孤处士村居》:“江上园庐荆作扉,男驱耕犊妇鸣机。林峦当户茑萝暗,桑柘绕村姜芋肥。[3]”尽管明清文人论园已习惯聚焦于城市,但是村落园林发展依旧持续繁荣。例如,吴江梅花墅是晚明名园,钟惺曾来游时却惊叹于一路所见的诸多村落园林:“出江行三吴,不复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扺皆园也。乌乎园?园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坚者为石,动植者为花鸟,往来者为游人,无非园者……游三吴,无日不行园中,园中之园,未暇遍问也。[4]”此外,晚明赵宧光的寒山别业被人们视作高士隐逸之园,园景多达80余处,实际上却是赵氏收聚几十户村民结社而居的一个大美山村[5]。徽州古村落大多起始于避乱而迁来的几户流寓人家,经过千百年持续发展,几家人烟壮大为与山林水泽融为一体的聚落,“乡村如星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6]”
    中国传统山水画境皆为可游可居之生境,学界通常视其为城市造园的模本,此类画所摹写的对象大多是山园水村,而非荒山野水。随着乡贤们离乡入仕和进城行商,故乡的山园风景有时也成为人们城市造园的模拟对象。比如,明初越人何朝宗在苏州闾邱坊购得废园,翻新重造时就曾谋划“积土为丘,像越之曲山阿,盖其旧所居处也,因即其名而名之曰曲山”[8]。
    可见,从魏晋到明清,中国古代自然山水园林发展有一条完整的历程,传统村落园林是其中的一个漫长段落和重要形态。
    2.2  原真如画的自然审美趣味
    东西方艺术哲学对于“风景如画”的理解差别很大。西方强调透视构图和艺术加工,中国则更加看重朴素自然,汉语中的“风景如画”不是强调绘画比自然风景更美,而是指自然风景本身胜于图画、近乎唯美,因此,历代艺术名家“搜尽奇峰打草稿”,新安画派以“黄山为我师”。
    村落环境通常比城市更加朴素自然,原真的自然美成为皖南传统村落园林最鲜明的风貌。晚明桐城文人钱澄之曾就苏州宅园和徽州山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辩论:“吴中人好堆假山以相夸诩,而笑吾乡园亭之陋。予应之曰:‘吾乡有真山水,何以假为?’惟任真,故失诸陋,洵不若吴人之工于作伪耳。作伪虽工,久而必败……惟山水之真,故无所施而不可也。[8]”这里村落山园的原真美景常被文人墨客写入诗歌、楹联、绘画之中,其中,歙县唐模檀干园内的一副对联说得最为清晰:“喜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看紫霞西耸,飞布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园冶》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9]”如画的自然山水使皖南村落园林处处都有妙手偶得的天成佳境,各村有几百年历史的十景、八景,如“李坑十二景”“江村十景”“南屏八景”“清华八景”等,既是借景成园的妙笔,也是这里风景园林历史和画境的缩影。
    2.3  完整和谐的规划设计,人与天调的大美之境
    《管子·五行》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庄子·达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与天调的大美之境是村落园林内在的审美特质;整体系统、因地制宜、长期持续的生态规划与建设是使这些村落成为园林环境的关键。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这些村落始终遵循了几个基本理念和原则。
    第一是道法自然的朴素生态观。生态设计是当代风景园林学界的热词,然而,今人所说的生态设计侧重对工业文明破坏环境和既成恶果的救赎,并不是自然生态本身。千百年来,皖南传统村落的发展坚守“道法自然”的朴素哲学思想,敬重自然、热爱自然、融入自然,为世人留下了生生不息、大美和谐的生态设计典范。这些村落选址大都在靠山、临水、聚气、沃壤的宜居之地,人们通常遵循大自然造化的地理特征,因形就势地对村落进行生动想象和仿生化规划设计,使村落发展不但不会破坏原始的山形、水势、光照、气流、植被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内在节律,而且能够优化人地关系的和谐程度,使村落深度融入山水环境之中。比如,黟县宏村形如田间的一头卧牛,元明之交,在“风水国师”何可达的指导下,村落改道西溪、开凿水圳、挖蓄月沼,万历年间又开挖了南湖,不仅彻底改善了全村的用水条件,而且疏通了西溪河道,使卧牛之形更加完整,村落风景更加优美。又如,歙县雄村形如一只展翅的凤凰,为了防洪,村落在周边修筑了桃花坝。每年春季“满坝皆花,中无杂树,万树一色”[10]。村落宛若桃源仙境,既实现了防洪目标,又为彩凤增添了色彩。
    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还体现在人们对村落发展规模的控制上。家族聚落持续发展终究要面临人多地少、空间不足的难题,人们解决难题的办法不是尽力挖掘自然环境的潜力,而是主动地疏散迁移,易地开辟新的村落空间。皖南程姓村落有100多个,汪姓村落仅休宁就有46个,胡姓也遍布各地,都是这样自觉疏散的发展结果。
    第二是朴素的风水思想。《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论是对环境中山形、地势、阳光、气流、降雨、水流、土质等诸多要素的系统思考,具有迷信的外壳,更有科学的内核,堪称早期的环境学和规划学。一般来说,阳宅的最佳风水格局包括向阳近水、前照后靠、朝向吉正、藏风聚气等要素;风水术中将其形象地描述为“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训頫”。同时具备这些要素、完全符合风水理想的天然地形是比较少的,大多需要一番巧妙的规划和改造。
    唐代以后,传统风水学分裂为数理派和形势派,后者擅长全面审视地形地势,并能依据场地勘测提出因地制宜的优化方案,人们俗称之为“峦头之法”。“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11],历代风水名师为优化皖南的村落山水环境作出了宝贵贡献,歙县呈坎村落水系改造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呈坎原名龙溪,唐末罗氏两兄弟为躲避战乱,携家迁居至此,相其地形四面环山、中注泽溪,因“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随改地名为呈坎。村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前后左右各有2座山,龙脉高远,砂山完整,风水俱佳,然而,发源于东北青龙位山谷中的村落主水脉潨川河,自北向南对村基形成冲射之势。为此,罗氏祖先在风水师的指导下,在潨川河岸先后修筑了7段石坝,使原始直冲河道向东、向村外转了个“S”形弯,形如一只彩凤绕村前而过。这一改造既大大拓展了村落的发展空间,又把冲射状水势化解为冠带状的分散形态,形成多溪绕注的“九龙戏珠”格局,优化了村落整体水系,也丰富了村落空间的吉祥美好意象[12]。
    第三是深厚的文化意蕴。传统村落通常文化底蕴深厚,徽州一带尤甚,唐宋以来,迁居到这里的居民多有博通经史、尚仁重义的名门士族,为把这里打造成“文公阙里,东南邹鲁”,养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重文重教风气[13],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清2代科场中徽州籍进士最多,徽商以贾而好儒著称于天下,皆缘于此。经过千百年持续的规划建设,许多村落空间出处都浸透着润物无声、不言之教的浓郁文化气息。
    牌坊、宗祠、名贤祠、关帝庙、文昌阁、文笔峰、书院之类是皖南村落中最常见的文化建筑景观。历史上绩溪县先后有各类牌坊182座,婺源156座,休宁185座,歙县至今还遗存101座;到民国初期,歙县各地有大小书院约1 500个;截至20世纪80年代,绩溪县仍有祠堂160余座,婺源113座,黟县111座[14]。这些公共景观建筑的规划设计与村落整体人文环境和谐呼应,成为村落园林设计的重要节点。旌德县江村坐北朝南,三面环山,背倚金鳌山,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村中北有天然的龙溪,南有人工开挖的凤溪,双溪在村落东西两头分别合流,平面图上构成了鳌鱼之形,该地江氏因此被叫作“金鳌派”;江氏祖先又对村内大型公共空间分别进行了文化意象加载:把村口象鼻山上的文昌塔(文笔峰)视作笔;村中的“忠”“孝”“节”“义”等文德牌坊是墨;把村落所在的山川大地想象成为一张纸;村口聚秀湖和村中月亮形池塘是贮墨之砚。如此,传统文房四宝就配齐了,村落环境被赋予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
    第四是大尺度、公共性、开放性。皖南到处都有群山环抱、中注河川的地形,传统村落园林就位于其中。从风景园林设计的角度来看,这种山形水势围合了相对封闭、藏风聚气的空间,也形成了村落园林的天然边界,村落、田畴、山麓、林壑、河流构成了园林的核心要素。这些村落园林大大突破了传统城市宅园高墙深院的尺度,成为中国早期的landscape。人们世代共同生活在大美家园之内,不仅逐步形成了用于协调人伦关系的家法族规,还议定了许多专用于保护村落园林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规章禁令,培养了族人的公民公德意识。例如,婺源汪口村乡约所门前刻立了2块禁碑,碑文分别是规范公平买卖和禁止砍伐风水山林;婺源理坑村敦复堂门前有一块嘉庆年间刻立的禁碑,碑文内容是严禁在龙脉山上砍伐树木和挖坑放牧;其他诸如耕作、捕鱼、用水等但凡涉及公共空间和环境资源的地方大都有公约。人们不仅立碑防禁,也积极修复已被破坏的环境,晚清咸同间,理坑人余翔就曾召集族人共议:“大鄣山麓及本里来龙前,被居民垦种戕害,翔与族议,叠请宪示严禁,长养杉苗十年。[15]”

    3  研究中国传统村落园林的启示
    从风景园林学角度来研究传统村落园林的历史发展、空间构成和审美特质,不仅可以解答前文中的所有疑问,也可以给予当代中国风景园林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一些启示。
    明清江南精美的城市私家园林只是传统园林的一种类型,以其来指代中国传统园林是唐宋以来文人写意化视角的延续,却失于以偏概全。明清徽商在各地城市广造园林,在其故里却很少造园,因为故乡村落原本就是大尺度的风景园林,只要住宅营造处理好借景技巧,便可居游于大美园林之内。另外,徽商在城市造园的动机既有寄托风雅闲情的冲动,也有对故乡山水的眷念,亦有社交活动之需。
    风景园林是地生艺术,适地性是其生命之本。从园林历史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西方风景园林理论重视规划设计,关注重心在城市空间;中国传统园林理论更加重视自然山水,人居环境追求自然之美与伦理之美的统一。西方园林的理论视角不符合中国园林历史真相和现实的人地关系,却重塑了当代中国风景园林学的理论框架。如果放下这种先验框架,回归风景园林活动本质,完整还原概念内涵的3个维度,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村落园林发展既有完整的历史脉络,也有内在的营造理论,既是人地关系和谐圆融、开放公共的大美生境,也是重要的风景园林形态,理应引起当代中国风景园林理论研究的重视。
    从风景园林学视角来看,传统村落是包括人、传统建筑、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完整体系,其发展繁荣有内在的逻辑,因此,复兴传统村落也必须基于完整体系来统筹谋划,才能可持续发展。然而,当下的古村落保护复兴工程大多停留在保护古建和旅游开发2个层面,对于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软环境和自然环境体系缺少整体思考。例如,歙县潜口的明清徽派民居古建园是黄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的重要内容,具体做法是遴选各村落保存相对完整的民居古建,整体拆解后集中到潜口村水香园旁边易地重建,构成徽派明清建筑的博物馆。这种做法虽然保存了古建实体,却彻底铲除了其与成长环境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毫无生机的建筑标本。
    此外,美丽乡村亦如经典园林,需要经过长期持续的生长过程,虽然当代的美丽乡村建设进入了大干快上的节奏,但是其建设不能靠一场运动。忽视其内在的成长逻辑和时间轴,无论是初衷如何善良的规划改造,还是基于短期利益驱动的旅游开发,都必将对乡村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

    4  结论

    传统村落长期被中国园林历史所遗忘,诸如皖南村落之类边界清晰、规划严密、体系完整、持续建设、公共开放的大尺度实景山水,早已发展成为中国式的风景园林。这些村落园林生长于各地山水之间,如今依然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家园,从风景园林视角来研究这些传统村落园林,对于拓展中国风景园林理论研究视野,完善历史理论体系,探索当代乡村复兴之路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殷安如,刘颍白.陈去病诗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 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3] 周振甫.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M].合肥:黄山书社,1999.
    [4] 陈少松.钟惺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5] 郭明友.明代苏州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6] 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7] 衣学领.苏州园林历代文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 桐城市博物馆.桐城明清散文选[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
    [9] 陈植.园治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10] 吴丽霞.风雅徽州[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11] 朱永春.徽州建筑[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12] 高友谦.理气风水[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13] 赵华富.徽州宗族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 陆林,凌善金,焦华富,等.徽州古村落的景观特征及机理研究[J].地理科学,2004(6):662.
    [15] 程必定.徽州五千村[M].婺源县卷.合肥:黄山书社,2004.

    (编辑/李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