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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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风景园林史纲

    关键词:风景园林;史纲;发展阶段;风景;园林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outline of history; stage of development; landscape; garden

    摘要:研讨中国历史中,风景园林事业和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史。中国风景园林史纲包括发展阶段、三系交织、理论演进3个部分。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ntains the three part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interleaving of three systems,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内容: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研讨中国历史中风景园林事业和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史。风景园林是为满足人们生理健康、心理达畅、人天谐美3类需求而成长起来的公共事业和综合性学科。它致力于研究如何运用天地生自然条件、文史哲人文精神、理工农技术措施3类要素,来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的游憩及生活境界。中国风景园林史纲包括发展阶段、三系交织、理论演进3个部分。

    1  风景园林发展的阶段特征
    1.1  史前序曲(五帝以前氏族社会:约公元前30世纪初—前21世纪初)
    中国风景园林萌动于农耕与聚落形成的时代。在当时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中,岩画彩陶、神话仙话、传说故事,反映着古人对“宇宙洪荒”的认识,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其中,“盘古开天辟地说”被古代史学者认可为“中国历史的起点”,进而衍及万物、人天、兼爱诸多意识;“梦魂与灵魂不死”的观念,被称为“哲学问题的史前内容”[1],延续后世的是厚葬、祭礼、祖圣纪念等项习俗;“自然崇拜”中对生存生活有直接影响的事物,引发了对各种食物与生存条件的分布及其占有的观念;“图腾崇拜”的“龙凤呈祥”大旗,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的萌芽。上述4项,反映着人对天地万物万象的敬畏、尊重和探索。
    继而,东海“三岛仙境”,是先民面对海市蜃景,遐想出的仙境仙界和生活天堂,这种神话艺术创造被广泛地运用在后来的园林设计中;昆仑“帝都玄圃”是由高大寒远的昆仑神话、民间信仰的“西王母”传说、周穆王西征巡狩故事三者融聚而成的艺术境界。这里虽非正史,却可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记录”[2]。其构景要素,恰似风景园林的远古序曲。
    还有,“黄帝驯兽舜驯象”的记载说明,当时的野生动物驯养水平,与甲骨文“囿”字的出现,可以互为佐证。“河姆渡文化遗存”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可供数十人居住生活的干栏式建筑,有木构的水井供饮地下水,有群居式集体生活:渔猎、采集、耕作、驯养家畜,一派史前聚落家园风光。更有万年青五叶纹陶片、虾脊兰三叶纹陶片,有珠兰、夜合花、旱莲木等20余种植物遗存,印证着先民已从事观赏植物栽培,结合出土的陶盆陶钵,被认定为我国盆栽艺术当始于此时。
    风景园林序幕,充满着对天地、人生、人性的思维与进取,反映出富于情趣的立人立己立业的奋斗精神。
    1.2  发端期(夏商周奴隶社会末期:公元前2070—前256年)
    风景园林发端于农业与都邑形成的时代。社会由部落联盟转变为一姓世袭的君主制王朝,近代在殷墟中发现的甲骨刻辞、带铭文的青铜器、作坊、陵墓遗址证明,中国从此进入信史时代。文化从神本走向人本,出现了周文王“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的三德(和德、仁德、归德)治国思想。春秋战国空前繁荣,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华文化的“元典性”著作,促使风景园林由远古的萌动状态进入发端阶段。
    首先,大禹治水“奠高山大川”;周武王“所过名山大川”;“石鼓文”首记古秦邑郊汧水“风物之美”“先辟原场、后建祠宇,更起池沼园林”(郭沫若)[3],“为所游优”。这3组文辞应属山水风景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7世纪出现了保护自然资源,水与地是万物之本原的思想。春秋战国的城邑建设与礼俗节日,推动了邑郊行乐地的发展;离宫台榭苑囿建设促进了古云梦泽与太湖风景区的形成;《周礼》规定的“大司马”掌管全国自然资源, “同人” 掌同游禁兽等制度,对风景区的发展起着保障作用;先秦科技发展引导人们深入观察自然、省悟人生,成为风景发展的科技基础;诸子百家争鸣创新,既奠定了儒道互补的古代审美基础,也蕴含着后世风景园林发展的动因、思想和哲学基础。
    第二,甲骨文的“囿”是在植物繁茂、水草丰盛地段圈养动物的场所,兼有经济、驯养、审美的功能组合;夏桀王的瑶台、殷纣王的“鹿台”和“沙丘苑台”为登高远望与戏玩;周文王的灵台、灵沼、灵囿为游乐。这3组事例当是园林的源头。
    春秋战国的天子或诸侯,都好营台榭宫室,在公元前689—前325年留有名物者即数以十计,《吕氏春秋·重己》中提出“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是以观望劳形而已”(即游观娱志、劳形养生)。“为宫室台榭,足以辟燥湿而已”……,“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这些初始阶段大小贵族奴隶主所建的苑囿园池,大都选在良好的自然山水地段,呈点群状分布,因而成就了人工物融入自然山水的风景区初始形态。
    第三,管子的“谨守山林”“十年树木”“堤防植树……为固地、备决”;孔子用植物来比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以岁寒比喻乱世、势衰,以松柏比喻坚贞、品德;春秋战国的“八种植树”各有主题功能。这3组早期记载,对后世的“砍树与植树”矛盾和绿化难题具有“守林植树”的“元典性”记忆。
    当城邑建设高潮首次出现在夏代时,先圣即发出守林植树的论述;当周代城邑发展再现高潮时,植树已形成8种类型。其中:1)“社坛植树”可因时因地而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2)“墓地植树”实是纪念林,有等级制度,民间相因成习;3)“庭院植树”多是实用树种;4)“园囿植树”多成经济要素;5)“道路植树”周制有“列树以表道……”;6)“河堤植树”周礼有“掌固”之职;7)“边境植树”周礼有“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8)“驿站植树”周礼有“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井和树为驿站必备,井供饮食,树为蕃蔽。
    1.3  三系形成期(秦汉封建社会早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秦汉帝国形成宏大而又统一文明的多民族国家,有记载人口5 950万(公元2年),文化是经儒独尊,经济具农工商外贸并举的私有制特征,从东、南、西三向与外界交流,与其并立的世界大国唯有罗马。在经济、文化、气候等各种动因的推动中,风景园林各领域均呈现出茁壮成长的态势,全国山水胜地、宫苑园林、城宅路堤植树等三系特征已现雏形,呈现出风景园林发展的经典性例证。
    首先,秦汉封禅祭祀和道佛宗教进入名山,促使以五岳为首的名山景胜体系形成;盛传的神仙思想和境界,影响着人们特别关注山海洲岛景象,帝王、学者、民间游优之风大盛;大规模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均在推动更多山水胜地的发展。例如:开辟湘漓灵渠促进桂林山水发展,华信修筑钱塘使杭州西湖与江流分开从而独立发展,长江三峡、都江堰、剑门、大理、滇池、古上林苑等20多个景区均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秦汉山水文化和隐逸岩栖观象,反映着山水审美观的发展及走向成熟。
    第二,秦汉园林发展的标示之一是“园林”一词的出现,班彪(公元3—54)在《游居赋》中有“瞻淇澳之园林,美绿竹之猗猗”的语句,这与秦汉的离宫别苑、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庄园宅园并存,且与寺观园林开始出现的局面相应。例如:秦代关中有离宫别苑6个,西汉长安有皇家园林5处,东汉洛阳有御苑4个、郊苑9处,还有贵族官僚、豪富豪强的大量私家宅第、园池、庄园等。
    其中,兴于秦、盛于汉的上林苑,地跨5个县境,“广长三百里”“缭以周墙四百余里”。这里南有秦岭北坡蜿蜒,中有“八川分流”谷川台原,优良地貌造就了种类繁多的生物。在得天独厚的天、地、水、生、自然景源中,人工整理出百余公顷的“昆明池”(兼供水游乐军训),增植“名果异树”3 000余种,设猎区、兽圈和斗兽场,“上林苑门二十,中有苑三十六”。有宫殿12处和特定功能的高大建筑21个,还是“种、养、加”齐全的生产基地,有庞大的管理机构,并且不定期有条件地开放。自公元前138年扩建秦旧苑始,到西汉末年(公元23年)上林苑名存实亡,对这个流传160年的事物该作如何称谓,一说“上林苑类似一座庞大的皇家庄园”(周维权)[4],二说“是一个包罗着多种多样生活内容的园林总体”(汪菊渊)[5],三说“上林苑是初盛的风景园林境界”,即“一种山水(风景)宫苑(园林)植树(绿化)三系兼备的风景园林区域”。上林苑具有模仿、象征、想象等特征,有其社会发展的历史需求和优势。
    第三,秦汉的城宅路堤植树已现规模、成系统。《史记》载:“始皇二十七年治驰道。”《前汉书》载:“(秦)为驰道(皇帝行车路)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滨)海之观毕(尽)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沿中道三丈两边种树)……树以青松,驰道之丽至于此。”这是大道旁种树的最早记载,可见路景壮美。
    长安城大街宽三途并列,夹道种槐榆松杨等树。还有“为会市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论议槐下,侃侃訚訚如也”。好个“绿地”中的会场。
    《资治通鉴》载:“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赋税)。”庭院植树已成制度,在陕豫川各地出土的画像石空心砖中均大量显现,当年汉长安城处处绿荫,史书上有群鸟飞集长安的多次记载,并有诏令保护鸟类,“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拨)巢探卵,弹射飞鸟” 。
    1.4  快速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封建社会早、中过渡期:220—581年)
    魏晋是社会动荡与混乱时期,经济进入土地私有化,庄园经济相对发展。人口记载有1 610万(280年)。文化是儒、玄、道、佛二学二教的激荡,进入意识形态争鸣转折期。文化的多元走向、因多向度发展而放出异彩。山水画、田园诗兴起。风景园林进入人文新风和快速发展期,不仅风景游览欣赏活动、山水科技与文化艺术、山川景胜和宗教圣地快速发展,同时,各类园林也蓬勃发展,还出现了写实的自然山水园和实用的庄园别业山墅。
    魏晋的哲学与文艺从两汉的外在功业学问,转向内在的精神思辨,文人名士们寄情山水、崇尚隐逸成为风尚,出现了“每风景必造岘山”和“风景不殊”等重要辞源,游览欣赏审美功能明显提升,促进雁荡山、楠溪江等9个山水景胜发展;寺观不仅始建在都城,还寻址名山大川,进而辟建游会圣地,推动九华山、丹霞山等8个名山发展;开凿山岩石窟促使莫高窟、龙门等六地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活动促进武汉东湖、湖南洞庭等八区发展;庐山则成为儒、道、释共尊和文人名士聚集的名山。
    魏晋南北朝大小政权分别修建各自的都城和宫苑。皇家园林比秦汉时缩小,罕见生产经济活动,皇家园林中的“宫、苑、园”三者功能明显分置。造园要素的综合重点已从模拟神仙境界转向世间题材。随着规划设计趋细,筑山理水、机枢水石景、建筑雕饰工程、植物配置、动物放养等园林技术工程明显提升。北魏洛阳有三名园,其中仙都苑象征五岳四渎四海,首创“移天缩地在君怀”;南朝都城的宫苑众多,其中芳乐苑是“当暑种树,大树合抱亦移掘,山石皆涂以彩色”。
    魏晋民间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多在城市建宅园、游憩园。著名者如“张伦宅园”,园中景阳山有若自然,重岩复岭、深蹊洞壑、高林巨树、悬葛垂萝。
    在城郊的“庄园”常有4项内容:园主家庭居所、农耕田园、农副生产设施、庄客住地。如:石崇的“金谷园”有“柏木几于万株,江水周于舍下”“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又如陶潜经营小庄园,他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有大量占领川泽而有山有水的庄园,谢灵运的《山居赋》是当时山水诗文的代表作之一,既描述谢家大型别墅,也提及附近其他别墅,更促成着后世文坛和文人园林的发展。
    魏晋出现了繁盛的寺观园林。常见在寺观殿堂庭院内,配置独特的山水树木诸园林要素,有些是在寺观毗邻地段单设附属园林,有些是在寺观外围培育山水风景并作重点造景处理。寺观园林增加了宗教节日、法会、斋会的社会吸引力,提供群众游览、集会观看各种表演的游园场所。如:洛阳“宝光寺”园地平衍,园中有一海,青松翠竹,罗生其旁;建康(今南京)的“同泰寺”筑山构陇,柏殿在其中,殿外积石种树为山。寺观园林经营与世俗别墅庄园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庐山“东林禅寺”,在高僧慧远主持建寺营居中,其相地选址、就地取材、聚徒讲学、鉴赏自然的能力,对民间造园艺术水平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魏晋的植树(绿化)表现有四:一是秦汉以来的大树移植技术出现在《邺中记》中,后赵石虎“于园中种众果,民间有名果,虎作虾蟆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栽之,植之无不生”。二是华林园中种名果多种,“有春李,冬华春熟”“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有勾鼻桃,重二斤” “有安石榴,子大如碗盏,其味不酸”“种双生树,根生于屋下,树叶交于栋上,先种树后立屋,安玉盘容十斛于二树之间” 。三是《西京杂记》凭记忆,列“上林草木二千种”中的“上林名果异树”40种。四是对植物及其景象的热爱、崇尚、描绘和艺术想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出现在各种文化典籍中。
    1.5  全面发展期(隋唐宋封建社会上升和全盛期:581—1279年)
    隋统一、唐强盛、宋成熟。城镇体系形成,长安、开封、杭州、泉州、广州均是闻名世界的大城市。气候经历了温暖(公元6—8世纪)、寒冷(公元8—9世纪)、温暖(公元10—13世纪)三期。经济呈现整体上升趋向。隋唐隆盛的文化气派和艺术成就,两宋的理学精神、市民文化、科技发展、科举制度、书院兴盛,均显示着华夏文明的造极时代。风景园林进入全面发展期。不仅数量、类型、分布范围大增,发展动因多样并强劲持久,而且内容丰富,成为保育自然、寄情山水、创造和谐优美的胜地。
    在风景名胜中,全国性风景区已达80多个,其中1/3进入盛期,并有30多个传承为现代的国家级风景区[6]。当时,城郊游憩地形成风尚,城乡“八景”活动兴起并成习俗,大量中小型景区、景点也在这时发展起来。其中:佛寺丛林制度与四大佛教名山出现,道教宫观制度与五岳五镇名山及118处洞天福地确定,石窟造像更盛、著名者达30多处,这些因素促使千山、盘山等8个新风景区发展;同时,“外师造化”促进山水文化发展,因之形成的新风景区有黄山、方岩等15个之多;另有,陵墓建设形成的新景区如西夏王陵,更有唐十八帝陵形成绵延200里(100km)的壮观陵群。
    隋唐皇家园林规模宏大,位居京城要地,并与其内容、功能、景象综合构成皇家气派;宋代皇家园林多受市民文化和人文风尚影响,游娱成分和文人园景增多。在长安、洛阳、东京、临安四地的30多处皇家园林中,隋“九成宫”踞山水谷地,是避暑游赏之处,也是军事要地;隋洛阳“西苑”,是快速营建的人工山水园,造山为海、有16个苑中院,首创园中园布局;唐长安“骊山华清宫”,自周、秦、汉、隋、唐以来,均是离宫胜地;宋东京“艮岳”,为快速兴灭的皇家山水园,代表着宋代园林艺术新水平而载入史册;隋唐宋出现了九成宫、西苑、华清宫、艮岳等具有创时代意义的成果。
    私家园林发展更盛,人文动因扩展,造园技艺提高,山水文化与园林交融,艺术情趣升华。在中原、江南、巴蜀等地造园之风更甚。仅《洛阳名园记》中就有19座名园,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废兴而得” 。《吴兴园林记》有湖州园林36所。《梦粱录》有西湖私园16处。扬州则“园林多是宅”。期间,著名私园有:洛阳履道坊宅园(白居易),洛阳城南平泉庄(李德裕),成都浣花溪草堂(杜甫),庐山草堂(白居易),辋川别业(王维),嵩山别业(卢鸿一),平江沧浪亭(苏舜钦)。平江乐圃(朱长文),润州梦溪园(沈括)。唐宋宅园是以山水为主题的生活境域,依据作者对山水艺术和生活的要求,因地制宜地体现山水真情、诗画境界,称“唐宋写意山水园” 。
    寺观园林进入普及并世俗化发展时期。宏观表现为儒道释三教并尊,寺观建设包括殿堂、寝膳、客房、园林4项功能区,寺观田产庄园经济相应发展,寺观节日、法会、斋会、俗讲与开展群众性文化、福利、社会习俗活动并行。中国特有的“园林寺观”有所发展。
    隋唐宋的城宅路堤植树特点,主要表现在京都城市中轴线和街道上。长安城贯穿东西、南北各有3条主街宽约百米,其他街宽也有几十米,街两侧均有水沟和路树,树种多槐榆杨柳,也有果树,居民分片包干植树,“诸街添补树……价折领于京兆府,乃限八月栽毕”。城区绿树向外辐射,与郊野山水林木交织,形成近远田园风光与秦岭北坡山林浑然一体的景象;洛阳城市中轴线称“天街”,由皇宫南门向南延长8里(4km)、宽百步,中为“御道”,两旁道泉流渠,种榆、槐、柳、石榴、樱桃等树,每当春夏,桃红、柳绿、流泉,宛若画境;东京市中心“天街”宽200余步,中间“御道”与两旁行道以“御沟”分隔,2条御沟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杏梨,杂花相间,其他街道一律种路树,“连骑方轨、青槐夏荫”,三重城垣护城河与4条城内河两岸,均植柳榆椿树;临安虽保持“大内、衙署、御街”的皇都中轴线格局,但因地形条件变通为“倒骑龙”形式,居皇城高地,可见山色湖光、花树繁茂、透出园林楼台30里(15km)。
    1.6  深化发展期(元明清封建社会后期:1271—1911年)
    元明清是封建社会后期的3个王朝,蒙汉满三族轮番掌管大一统帝国大权。有人口记载39.89千万(1833年)。城市体系走向成熟,名城辈出。社会结构发生着缓慢而重大的变化,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在封建制度内。并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封建盛世。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空前严酷,游牧、游耕文化与定居的农业文明在冲突中融合,呈现出多元的民族文化特征,进入中国古典文化的汇总期,出现大型类书、字典、丛书和科技巨著。风景园林步入多元文化与地方特点深化发展阶段。全国性风景区已超百个,各省府县景胜也自成系统;新辟建的各级各类园林遍及城乡,一些典范性实物已传至现代;城宅路堤植树也自成系统;名家人才辈出,志书和理论专著大量出版。
    元明清是中国风景名胜进一步发展的成熟时期。期间,山水文化与自然、人文、技术诸学科交相辉映;以“天地与造化为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时尚与信条;“问奇于名山大川”的旅行考察和科学实践成果卓著;“天然景物对精神文明的影响很大”“美育是世界观教育的津梁”;众多思想智慧,促使山水游赏成为风景名胜发展的主导因素。同时,风景区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经营管理都已成体系,并有明确的文图记载和成功实例,中国风景名胜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技术工程三结合的独特高峰呈现,并为现代风景区的评价、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元明清,因游览游历和开发建设而形成的风景区有16个,因文化和纪念因素形成的新区有8个。
    元明清皇家园林数量多、规模大、内容丰富。离宫御苑常在入口部位设置宫廷区(供外朝内寝的殿堂馆园)。大型园林多采用既要主景突出、又兼备园中园与景中景的集群式结构布局,并吸取私家园林的造园手法技艺,融糅多元人文要素和南北园林艺术,创造出一批传世的经典“中国山水园”杰作。主要有明代大内御园6处(御花园、西苑、兔园、东苑、万岁山、慈宁宫花园),清代大内御园4处(西苑、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清代行宫御苑3处(静宜园、静明园、南苑),清代离宫御苑4处[畅春园(已毁)、圆明三园、避暑山庄、清漪园(颐和园)]等。其中,以“三山五园”风景园林群系为骨干,兼善周边的天、地、水、生、人五大要素,构成了北京西北部壮观的大美风光。
    元明清私家园林兴旺,士流或文人园涵盖了民间造园,促使私园艺术成就达到高峰;在人文、经济、自然条件差异中,形成北方、江南、岭南、巴蜀四大主要园林风格。其中:北京是私家园林荟萃地,足以作为北方私园的典型,具有黄河中下游气候特征(四季分明、二季清爽、二季干冷),有各种宅园附园345处(其中,明代48处,清代297处)[5],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尚有60处(参考文献[4]中所记为“五六十处”)[4]。江南园林数量多、质量高,为全国之冠,具有长江下游气候特征(四季分明、三季温润、一季冻手脚),集中于扬州、苏州、杭州等地,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尚有241处(其中,扬州30处,苏州188处,杭州23处)[4]。岭南园林多为庭院或庭园,面积较小,起“凉巷”或“穿堂风”作用,也有宅园或附园,具有南亚热带气候特征(四季常青、三季湿热一季爽),有粤中、粤东、厦门、台湾庭园25处(其中,粤中4处,粤东9处,厦门4处,台湾8处)[5]。巴蜀园林生长在“秀幽险雄”的巴山蜀水之中,这些自然古朴、不拘一格的山水园,具有四川盆地的中亚热带气候特征(四季常绿、三季温润、一季多凉雾),至今仍保留有唐、宋、明、清各代私园附园10余处(所列为四川名园之和)[5]。
    元明清城镇寺观园林在刻意经营中提升其吸引力,甚至成为名园;郊野寺观更注重与周围山水风景相结合,大都形成景点,宗教活动、游览观光、聚会投宿、甚至皇帝也临幸驻跸,促其成为风景名胜。例如:北京寺观元代有187所、明代有300~636所。全国南北保留下来的寺观园林众多,北方风格如大觉寺、白云观、潭柘寺,江南风格如黄龙洞、太素宫、灵隐寺,西南风格如古常道观、乌尤寺、圆觉寺等。
    元明清的城宅路堤植树名景有3个典型代表:1)北京全城绿荫覆盖,还有环城护城河、长河宫苑水系、东向漕运水系均成绿柳景廊;2)“蜀中奇景”“翠云廊”,在北起剑门关的“长达三百里的古驿道两旁,分布着夹道成廊的十万株古柏树”,传说为“张飞柏”,史载是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李壁(李白夫)命整修驿道的民夫所植,还规定官民禁伐,历代州官要将编号古柏列为卸任移交项目,至今仍是活的文物风景走廊;3)“新栽杨柳三千里”出现在“跨越陕、甘、新三省驿道上”[6]。
    1.7  系统集成期(1912—2015年现代社会)
    鸦片战争,百年屈辱,列强封锁,激励着中华民族复兴力量的兴起。近现代学者,多立足于本专业基础上奋发扩展事业,他们分别从园艺、文化、建筑、林学、地理等专业凝聚到风景园林事业中,开始迈向世界大国的现代征程。
    社会发展需求,是科技与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因,中华文化的“经世”“变易”“民本”“自强不息”“兼容并包”“忧患意识”诸项内生活力,在近代民族复兴中起着坚韧的中坚作用。在经历了“中体西用”“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会通超胜”的历史性论争之后,中国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发展。其中,“古今中外法”把时间的“古今”和空间的“中外”结合成自主的发展动因,把物质、观念、制度的要素,综合成发展的能量系统。
    1951年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合办造园专业,1954年北京市园林局成立,1956年在“学苏”潮中,大学的“造园”被更名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形成“抑园扬绿”的氛围。1958年3月1日,钱学森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同年8月在北戴河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同年11—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实行大地园林化”。1984年钱先生提出:“中国的‘园林’是这3个方面(Landscape、Gardening、Horticulture)的综合,而且是经过扬弃,达到更高一级的艺术产物。”1989年国家级的“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正式成立。1990年钱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建造山水城市式的居民区。”因此,在“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发展风景名胜事业”,创建“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美丽中国”的声浪中,现代风景园林发展呈现出系统集成的特征,成为兼容着风景、园林、绿地三系一体特征的公共事业和综合性学科。同时,三系又各具功能与结构特点,各有演化与调控规律,三系相辅相成、交织循环地创造着和谐优美的生存境界。蓬勃发展中的风景园林事业与学科,在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均构成中华复兴大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2  风景园林发展的三系交织
    2.1  三系基本组成
    1)风景是人们游览欣赏的真善美景。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由山水景物,以及某些自然和人文现象所形成的足以引起人们欣赏的景象。因此,风景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景物、景感和景因。“景物”是风景构成的客观素材,其种类繁多并能组成无限的景象;“景感”是人对景物景象的主观反应,其直观和想象能力是综合与发展的;“景因”是风景构成的原因条件、特定关系,景物组成与景感反应均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其景因条件也是复杂综合与多变的;风景构成的单元有景物、景点、景群、景区、景域、景线;风景构成的类型有:(1)名山圣地、(2)江河湖海、(3)天时生景、(4)人文史迹、(5)城乡名景、(6)其他风景(未列入前述各景者) 6类。
    2)园林是大众游憩的情景趣园。是在一定园址基地内,综合利用和创作地景地形、水景水系、植物动物、人文建筑四要素的结构布局,形成宜人的游憩生活园景。园林构造的要点常是景象、空间、情趣。其中,景象单元有:主景配景、背景对景、障景框景、漏景借景等;空间层次有:盆(坛)景、窗景、庭景、园苑、园中园、园外境等;空间要素有:点、线、面、体(虚、实)、网等;情趣魅力有:形神意理、雅奇奥显、繁简壮轻、奇变妙绝,尽在别才别眼,胜在自出心力。按照历史成因、隶属关系和功能性质,园林主要类型有:皇家(帝王)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纪念园林、公园花园、其他园林6类。
    3)绿地是城镇防护的绿化生境。是在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中,用于保育和种植树木花草的用地(城镇以外的花草树木罕称绿地)。绿地功能有:生态防护功效,维护市民生理健康;游憩娱乐功效,促进公众心理达畅;科教文美功效,能够推动社会和谐美好;防减救灾功效,是为提升城镇安全。按照城规定位和功能性质,绿地主要类型有:公共绿地(花园、广场、街头)、路带绿地(道路江河堤坝线带)、专用绿地(各种专用园区)、防护绿地(各种防护保护地)、生产绿地(场圃果蔬基地)、其他绿地(未列入上述者)6类。
    2.2  三系比较优势
    1)风景的宏观优势与长效特征十分突出。风景兼备宏伟壮丽的天地大观和丰富多彩的山水生人景象,风景因人的生理、心理、社会需求而生发,也将缘人类审美发展而长存。风景的坚韧源于亿万年的地质成因和地球的生命运动,定力来自国土的自然和社会选择,因而其抗性最强,可以经受天地人间灾害和历史灾难的考验。例如昆仑山、江河源、长江三峡、九曲黄河、均有从神话传说到现代的自然与文史经脉。
    风景是人天交融的审美系统,其成因要素、规模大小、种类差异、交融程度的多样性,其季相、气候、历史演替的无限性,均能助人观察、体验或辩证“生物进化论”与“生态退化论”的正负作用,选择“人与天调”的和谐优美之路。例如“天山天池”是因博格达峰冰川(第四纪)冰碛湖演替形成的“人间仙境” “五大连池”是因18世纪初的火山喷发截断白龙河而形成的5个堰塞湖景胜。
    2)园林的核心价值与大众魅力深入人心。园林的构成与发展,反映着人对天地万物的认知、探索与理解,也是人对造园要素的欣赏、热爱与把握,更是人对游赏的神往和园居生活的追求。园林正是把自然景物美、人文作品美、游园生活美,统筹在构园形式美的规律组合中,形成园景单元与整体结构。以园林景象传递天、地、水、生、人五大景源的无尽形象与精气神采;以园林空间表达旷奥抑扬、序列节奏的对比变化,创造有限空间的无穷感染力;以园林情趣抒发情景交融艺术境界的无限魅力。
    既精美又综合的园林价值与魅力,历来是知识界所鉴赏、研究、推崇的对象,更是社会公众、男女老少不可缺少并备加护卫的情景乐园。损伤、迁毁园林的人和事,向来被社会所口诛笔伐。例如20世纪80年代强利集团曾策划搬迁北京动物园的事件即是明证之一。
    3)绿地的中观难题与功效特色随科技发展而变化。随着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迅速增加,人地矛盾剧变并集聚在城镇,城市建设用地及其居住、工作、交通、游憩4项用地指标,均需要收紧并严格管控。在城市发展中,社会需求扩展与用地指标严控间的基本矛盾,也是城镇绿化功能需求与其用地指标调控的基本难题,必将随着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而有无尽的演绎。
    破解绿地调控难题的途径有挖潜、扩容和增效。既要充分发挥绿地指标的潜力,又能依据时代年代、季相时机,创造新的复层绿化与绿量种类。还能在规划结构布局与植物选择配置中,针对碳氧、净化、减噪、小气候、防减灾、生物多样性等需求而增强其定向功效。
    2.3  三系交织发展
    在三系发展特点中:当风景面对天地生景时,需要统筹人的“眼中景、心中景、手中景”的区别与转化,调配景象要素特点,构成游览赏景的场所与氛围,这种自然的人化,显画境,重在审美;在园林面对造园要素时,要综合“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情景交融、尚意重境、有限空间表现无限美景等要点,构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景,这是人化的自然,出意境,重在艺术;而绿化面对城镇基地时,将因地制宜地综合运用种植技术措施,构成丰富多彩而又功能各异的植被景象,这类城镇的绿化,成生境,重在功效。
    风景、园林、绿地三系鼎立成三角交织循环关系,其间有互为条件的正反双向发展动因。
    一是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在风景园林结构中,中国景源的自然、人文、综合3个大类及其12中类、98小类、802子类中[7],互感互动效应经常出现。其中:有天景、地景、水景等自然景源的强弱、引力、电磁相互作用的物理运动;有生景、生物、生态的代谢、变异和发展的生命运动;有园景、建筑、史迹、风物等人文景源的营造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社会运动;这3种运动相互作用,同常说的人天融合、文理融合、科技与艺术融合有着异曲同工之趣。
    二是三系之间的互变互通:常见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或分不清你我他之间量变与质变的差异。例如,风景常出现在宏观的天地、国土、省域市域,甚或心中;园林常出现在城乡或大地的精细地段,甚或梦中;绿地常出现在中观的城镇规划建设范围,甚或争论中。同时,大型风景区中常含有较小的园景或绿地;大型园林中也常有无所不在的风景,甚或计算其“纯绿地”的多寡;大型绿地中也常有精美的园或迷人的景。三系间的主次定位与层级互变,常会因时、因地、因人、因需求而变通。
    三是集成规律的互联互动:在城镇用地中,植被覆盖占比多少可以称“绿地”?绿地景象达到何种程度可以称“园林”?何种天地水生条件适宜定位为“风景”?其间的数量多少、程度变化、功能性质、名称归类等均需要酌情调配,这就需要既相互区别又互为条件的“质量互变”和“矛盾统一”两大规律的互联互动,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景园绿三系,综合集成具备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构成技术合理、经济可行、营造期短、能协调运转的实施系统。
    四是交织循环的合力互补:三系集成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统一,也可以有相反相成的对比组合,在自然与人为互动中,三系循环呈整体螺旋推进态势。其中,交织循环的前进动力是社会需求,凝聚内力是其功效性能,调控能力在于科学精神、人文关爱、技术方法的有机融合,并与宏观、中观、微观全程轨迹相适应。发展的指向是不断满足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

    3  风景园林发展的理论演进
    中国风景园林发展有着丰富的学科理论、专业原理和应用技术,三者之间有着互为基础和交相辉映的关系,而学科理论与文史哲的发展关联更显密切,需要从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观察与思改。其中,学科理论的八纲具有明显的中华文明特征和能量,在古代文明发达的几个国家,自成独特的严整系统。
    3.1  “兼爱无遗”保育万物
    春秋时代的管仲(公元前716—前645),在其学派著述总集《管子》中提出“兼爱无遗,是谓君心”“万物尊天而贵风雨”“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终其性命者”。这是世上最早的“兼爱”思想。又提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成为世上早而精到的命意。山水风景正是保育万物的宝库,圃囿苑园也是扶持众物的福地。墨子(公元前468—前376)提出“苟兼而食焉,必兼而爱之。”庄子(公元前369—前286)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万象都有其存在的道理,人体本身既由天地各种物质构成,也是天地万物转化运动的特有形式,当人体投身于山水风景之中,就会显现出“并生”的真美境界,当身心融入苑园美景之中,也能有“为一”的善美感受。启迪人性向善兼爱、保育万物,正是风景园林发展的内生动因和永恒主题。
    3.2  “人与天调”和谐优美
    人天关系是风景园林发展的中心命题。管子最先提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同书又说“顺天者天助之,逆天者天违之”。墨子提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孟子(公元前390—前305)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再后是荀子(公元前313—前238)说“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其意在强调“胜天”;更后是刘禹锡(772—842)说“天人交相胜”“天之能,人固不能;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即有时有事天胜人,有时有事人胜天。“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人与天有联系有区别。最后是张载(1020—1077),他肯定人与自然统一于物质的气,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并为宋代以后的各界广为接受。然而,也因其词简约,在理解、推论、应用中,也会出现某种复杂或微妙歧义。纵观“人与天调”“顺天”“逆天”“胜天”“天人交胜”“天人合一”等发展历程,中华文化既展现着分析与分离式思维,也提供有统一与聚合式路径,成为后世处理人天关系的宝贵遗产。然而,随着“人文主义”、人是“万物的灵长”兴起,以人为中心的征服自然、支配自然、主宰世界的欲望在增强,加之现代人的数量和能力也有可能破坏自然乃至毁灭自我,但却难以毁灭或拯救地球。在人天关系的严峻课题中,“人”仍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天”延续着大自然和主宰事物客观规律的2层含义,人类则是人天关系中的责任方和受惠者,理应依据客观条件,选择相应的“人与天调”的举措,创造和谐优美的生存境界。这正是风景园林应运而生并持续发展的原理。
    3.3  “以时禁发”时空无限
    管子在《宙合》篇中提出“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其中:橐意收藏,宙即时间,合指六合(四方上下)即空间,“宙合”说明:天地万物处在时间与空间之中,万物与时空不可分离。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也肯定:时空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性、时空客观性和时空无限性(即物质在质与量的多样性和时空结构与层次中均具不可穷尽性)。管子在《立政》篇又提出“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即在莅政应用中,应强调以时间决定禁止与发展的原则。其后的“以时顺修”(荀子)、“以时植树”(淮南子)、“以时兴灭”(谢惠连)、“与时俱化”(庄子)等强调“时间”的说法不断。远在公元前11世纪的周文王即有强调“以时”保护自然生态的论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川泽非时不入网罟”“畋猎唯时,不杀童羊”“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这类百物平衡其利、万物各得其所的“和德”,成就着中华民族在有限的国土上创造出数千年的文明,风景园林也是其中的物质与精神成果。
    3.4  “智水仁山”与“必有游息之物”
    在风景园林发展动因与作用的演进中,有着丰富的理论名段。孔子(公元前551—前479)首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并被后世名家广为发挥;陶渊明(365—427)“性本爱丘山”“守拙归园田”,他的“桃花源”生境、画境、意境和心境,成为许多艺术创作所追寻的精神境界和“引人入胜”的布局章法;白居易(772—846)身处山水美景而有“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体宁心恬”的感受;柳宗元(773—819)论述:“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馀,然后理达而事成。”王世贞(1526—1590)认为“市居不胜嚣,壑居不胜寂,莫若托于园,可以畅目而怡性”。袁枚(1716—1797)说:“园,悦目者也,亦藏身者也。”“凡园近城则嚣,远城则僻,离城五六里而遥,善居园者,必于是矣。”这里指明园居生活的需求。
    3.5  “真善美”与“和而不同”
    在处理“真善美”的关系上,中华文化有孔子的“尽善尽美”“里仁为美”,即居仁德之处所为美;有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荀子的“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还有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法天贵真”即效法自然、尊重本真;有老子(公元前571—?)的“知美即恶”和“上善若水”。更有张载的“充内形外之谓美”即美是内容与形式统一基础上的生动形象;有李贽(1527—1602)推崇的“以自然之为美”,提倡“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实现激情与自然美的统一。在众多理论中,儒家肯定真善美的统一,道家揭示真善美的矛盾,还有楚风和禅宗同在探索真善美的异同与生发(李泽厚等)[1,8]。在风景园林发展实践中,求“真”就要探求并保育客观事物与景象及其发展规律,求“善”则需要把握目的、功能及其设施配备,求“美”需要表现游赏对象外溢的真善形象及其情趣魅力,追求真善美三者之间的优化组合,实行三者“和而不同”的实践统一观。
    3.6  “智者创物”与“异宜新优”
    有关创物、创作和创新的理论绵延不断。《周礼》有“智者创物。……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即创造出精善美好的事物。刘勰(约465—532)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艺创作过程是“物”(客观现实)和“神”(主观精神)接触,“神”有了“思”(精神有了活动),产生了“意”(内容),然后由“意”所决定的“言”(语言)表达出来。即“物→神→思→意→言”五字创作经。《石涛画语录》(1642—约1718年)强调“有我”,使山川与自己神遇而迹化,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郑板桥(1693—1765)论述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区别和转化,可谓“眼中景、心中景、手中景”3段创作论。围绕《园冶》有:“园有异宜无成法,从心不从法”“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相地合宜,构园得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景到随机,景摘偏新,时景为精” 。李渔(1611—约1679)提倡创新,“构造园亭”须“自出手眼”“标新立异”。他认为造园的目的,是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变城市为山林” 。上述六理,均为创造“异宜新优”成果。
    3.7  “古今中外地”的发展主路
    有关古今中外关系的话题论点丰富多彩,例如:《管子》有“凝今者察其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汉书》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魏略》有“揆古察今,深谋远虑”。杜甫(712—770)有“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进入近现代,梁启超曾有“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3段国史说。徐光启有“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明史·徐光启传》)。蔡元培有“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李大钊有“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李大钊文集》)。鲁迅有“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事,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即不合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文化偏至论》)。徐特立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徐特立教育文集》)在风景园林发展中,还应强调“落地生根”并生发出“地方”特点,因而其发展主路就可以称为“古今中外地”。
    3.8  “多元综合”的统筹发展

    风景园林的健康发展,涉及天、地、生等自然科学的基础,文、史、哲等人文精神的导向,理、工、农等工程技术的措施,需要统筹科学精神、人文关爱、技术方法有机融合,构成异宜的新优成果。在经营管理中,还有经济、政法、社会诸多因素,面对上述三四个大系统的矛盾统一关系,需要有多元综合的整体思维,来统筹发展要素。在数千年的中华理论演进中,既有《周易》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有《管子》《墨子》的“兼爱”,《荀子》的“宽容”“兼术”和司马相如的“兼容并包”;还有《淮南子》的“万物总而为一”,《吕氏春秋》的“一引其纲、万物皆张”;更有张载的“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而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用“太和”的道理,指出矛盾统一体的运动变化状态。正是先贤的整体意识、思辨哲理、太和之道,引导着我们探讨风景园林的本质与特征,研究其发展的要素组合、层次系统、点线面体网络及其统筹集成,构成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M].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2]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M].新1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
    [3] 张国强.风景园林文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4]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 第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5] 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 [M]. 第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6] 朱钧珍.近代风景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360-362.
    [7] 风景规划编委会.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资料集:风景规划[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8] 李泽厚,等.中国美学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4-36.

    (编辑/李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