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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水系影响下的宁波州城空间特征研究

    关键词:风景园林;城市景观;区域水系;宁波州城;空间特征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city landscape; regional water system; Ningbo city; space character

    摘要:多样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中国城市景观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宁波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水网城市。在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宁波州城选址三江口,并形成了与区域水系紧密结合的水网城市格局,其水系结构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期。从风景园林的视角出发,研究在区域水系影响下的宁波州城选址与城市水系构建,并探究其对城市规模与形态、城门设置与城市空间骨架、城市功能分区以及城市特色空间场所形成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中国水网城市景观的维持与延续提供借鉴。

    Abstract:The divers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uniqueness of Chinese city landscape. Ningbo is a typical water city in Chinese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Ningbo city was selected to be located in the area of Sanjiangkou, forming a water network pattern within the city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regional water system, which lasted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location of Ningbo c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city water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water system are discussed, along with its influence on urban morphology and scale, city gates and urban structure,function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of unique urban space,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maintenance and extension of water city landscape in China.

    内容:

    千百年来,中国人守护着国土上的天然景观,也在不断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塑造了丰富的人类景观[1],两者构成了中国多样的国土景观,使得中国古代城市在其影响下形成并发展。然而近年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正经历着趋同化的威胁。正如王向荣教授所提到的“风景园林学科的历史就是人类兴建的历史”[2]一样,在风景园林视角下研究城市形成的本质原因,探究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联,对于维持中国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尤为重要。
    宁波地区作为州一级独立的行政单元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称明州。821年,明州州治从南部山麓小溪移至三江口地区[3]。形成于唐宋时期的三江口州城是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它与区域水系有密切的关系,其城市格局与水系结构直至20世纪初期基本未发生改变(图1)。研究区域水系与宁波州城的关系,对于我国水网城市景观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文研究的宁波州城指罗城范围以内区域,即今日宁波的老城区。区域水系指城市周边自然水系、人工水系与州城城市水系的总和。

    1  区域水系与宁波州城
    1.1  宁波平原的自然基底
    宁波平原所在的宁绍平原是一个东西向的狭长海岸平原,其倚山枕海,南高北低,由南向北呈现山地—平原—海洋的台阶式格局是宁绍平原最为重要的地理特征。受南部山脉影响,宁绍平原上形成了多个独立的山间盆地,宁波平原便是最东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宁波平原属于多雨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同时由于其东、南、西三面环山,且奉化江、姚江和甬江3条主要河流交汇于海拔相对较低的平原中部,并向北汇入杭州湾,导致平原与周围山脉的汇水向平原中部的自然河流汇集。这一特征造成了平原常年遭受山洪的威胁。同时,由于北临大海,平原会受到海潮的侵袭。全新世末的最后一次海侵对目前宁波平原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由于南部曲折山脉对泥沙的封积,海侵退去之后在平原上形成了最早的一批湖泊,这为该地区人类早期的繁衍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4]。
    因此,由海积、湖积以及江河冲积的共同作用形成的宁波平原,既拥有丰富的水源条件,又面临着多重水患的威胁。另外,宁波平原上的甬江入海口与北部的钱塘江入海口相比,受潮汐、浅滩影响较小,具备优质的港口条件,而平原西部的姚江河谷则是连接宁波平原和内陆其他地区的主要通道(图2)。
    1.2  区域水系与宁波州城选址
    三江口州城的选址受到国家层面交通运输体系的影响。一方面,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将国家主要贸易路线延伸到东海岸,而唐宋时期浙东运河的完善,连通曹娥江、姚江使宁波与杭州相连,宁波实际成为大运河的南端终点[5]。另一方面,优良的港口条件使得宁波从唐代开始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特别是在与日本、朝鲜等地区的贸易交流方面尤为重要(图3)。姚江是全国性运河到达宁波地区的终点,甬江则是宁波作为港口的主要出海路径。因此出于对内河航运和海运停泊、管理以及进出口货物的转运等方面的需求,在两江交汇的三江口地区设置具备政治、经济中心性质的州城则十分必要。
    对于宁波地区及州城本身而言,三江口州城位置的确定是对于区域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系特征的准确判断,同时以三江口州城作为核心,又促进了自然和人工影响下区域成熟水系的形成和发展(图4)。区域水系对选址的具体影响体现在供排水需求、交通运输、防洪避灾及军事防御等多个方面。1)供排水方面。三江口地势较低,且紧邻自然水体,通过疏浚、兴修漕渠,能够利用平原自身的地理特征集水,并就近排入自然河流之中。宋《乾道四明图经》记载:“城之河渠,盖一水自它山,经仲夏而入南门;一水自大雷,经广德湖而入西门[8]”。广德湖(北宋政和七年,即1117年完全被垦为农田[9])和它山堰均修治于唐朝,广德湖位于州城西部四明山麓前,以湖泊蓄水的方式,通过西塘河向州城供水;它山堰则位于南部山麓前的鄞江之上,用堰坝加以调节,通过南塘河向州城供水,广德湖、它山堰都是平原西部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另外在以奉化江为界的平原东部,同样通过梳理河渠水系,修治东钱湖等湖泊水利工程,将东部山区的水资源汇集到与州城隔江相望的甬东地区,带动了平原东部的农业发展。2)交通运输方面。平原上的自然水系、塘河与众多的人工河渠一起,将奉化、慈溪、定海、余姚等县、乡里与州城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水运主导的区域交通网络,与国家内河航运、海运相关联。3)防灾避险方面。早期由于海潮未完全退去,平原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海水的侵袭,所以早期的聚落均选址于山麓前的孤丘地区[10]。而随着海水逐渐北退,加之海塘及闸堰技术的逐渐成熟,平原的水患威胁则主要来源于周边山区。将州城选址于三江口区域使得城市与山区之间留下了大面积的弹性调节区域,宁波平原密集的水网以及塘、堰、碶、埭等小型水利设施可以对山洪进行疏导、储蓄,从而缓解山洪对城市的影响。4)军事防御方面。三江口州城东、北均环绕自然水系,而西、南两侧则被来自广德、它山之水环绕形成护城河,四面环水的环境为宁波州城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屏障。
    1.3  区域水系影响下的宁波州城水系
    在周边自然与人工水系的影响下,宁波州城自身水系形成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城市的给排水需求。给排水功能主导下的城市水系统通常包含入水口、储蓄设施、供应设施、排水口以及起到拒咸蓄淡作用的一系列碶闸控制设施(拒咸蓄淡指如宁波一类濒海枕江型城市采取措施应对海水倒灌)。同时,城市还需要相应的水位监测设施以实现对水位及时的总体调控。
    广德湖、它山堰的修建以及罗城的修筑促进了州城水系的形成。州城主要水源由城西、城南的塘河输送,而东部、北部靠江适宜排水。受其影响,州城水系统按入水口-储蓄设施-拒咸设施-排水口的顺序由西南向东北分布,而供应设施则分布全城。乾隆《鄞县志》中的“城中水利图”清晰地呈现了州城水系的构成(图5)。来自它山堰、广德湖等处的供水先在城外的西面、南面汇集,形成起到防御作用的护城河水系,再通过望京门和长春门旁设有的西水关和南水关引入城中。在靠近西、南两水门的城内西部和南部,则分布有月湖与日湖,作为城内的主要水利储蓄设施,这2座湖不仅能储蓄它山、广德之水和城市雨水,在外部供水不足时缓解城市用水压力,还能在大规模降雨之时提供弹性的储水空间,防止水患的发生。遍布州城的运河水网,则承担起向全城各区域提供用水的功能,同时其也作为一种散布式的接纳系统,接收城市排水。东面城墙分布有水喉、食喉、气喉3个排水口,其中北部水喉、食喉的排水在东城外汇集后,再一起向北排入姚江中。由于水喉、食喉直接与自然河流连接,因此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起初,州城起到拒咸作用的碶闸设施“咸塘汇”设置在城内东部靠近水喉、食喉的位置(大约在今碶闸街以北天一广场附近),后为避免海水入城,同时保证城内水道畅通,船只来往自由,将“咸塘汇”移到东门外的奉化江边[11]。除此之外,州城城墙之外还设有保丰碶、江东碶闸、大石桥碶、赵家堰等一批闸堰控制设施,以保证州城供水量和协助城东3个排水口进行水患疏导。宝庆年间,丞相吴潜通过实地勘察水位,在城内平桥之下,月湖中建水则亭,亭中石碑上刻“平”字,以表明控制城市供水和西部平原灌溉而启闭注泄最适宜的水位[5]。水则亭起到了监测城市及区域整体水位的作用,使得州城能对水位的变化进行即时调控。
    州城水系水网系统在宋代已经基本成熟,在提供给排水功能的同时还兼顾到了交通运输、防灾避险、园林绿化、军事防御等多样的功能,是一个“给排蓄一体化”的综合性水网系统。其后虽然经历着朝代的更迭和城市的变化,但水系由于其合理的布局,其结构一直维系到20世纪初期。

    2  区域水系与宁波州城空间特征
    2.1  州城规模与形态
    宁波州城是由作为城市行政核心的子城和外围罗城组成的“重城”形制。州治迁至三江口地区时,先在姚江与奉化江相交一侧建子城。由于子城仅仅包含州治等行政机构,其规模较小,周回仅420丈[12](约1 289m),四周环有水,整体呈方形。姚江是连接宁波与当时朝廷和内陆水运网络的通道,因此作为政权象征的子城自然靠近姚江一侧。子城位置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期包含完整城市功能的罗城空间规模。宋代城市中,子城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或稍偏北,其原因除了防御因素外,更是为了突出政治机构在城市的中心地位。对于宁波而言,以子城为州城中心,二江限制了东、北二侧的城市范围,而南面将具有重要水利作用的月湖包入城中,从而大体决定了罗城周回18里[12](约7 760m)的城市规模(图6)。
    就州城形态而言,《宝庆四明志》中记载:“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12]。”可见,城东、北二侧城墙形态受大河所限,其形跟随河流走向而定。西城墙北部则几乎与子城城墙平行,过望京门后与南部城墙呈圆弧形相接。其原因大致因为它山堰的兴修(833年)略早于罗城修建的时期(唐末),因此城外西、南方向接收它山之水的环城水系在罗城修筑前就已经大致成型,而维持圆弧的形态也能够更加流畅的接收所汇之水。在周边江河水系的影响下,宁波州城整体形态最终呈现为梨形(抑或称之为卵圆形)。
    2.2  城门的设置与州城空间骨架
    中国传统城市建设总是先确定总体布局,而后规划分区[13]。具体而言,往往先确定了城市的政治权利中心,再以其为中心,依据礼制营建制度、地理特征、经济需求等划定城门的位置及诸如南北轴线等城市骨架,即主要街道,以实现对城市发展的宏观总体控制,最后布局相关建筑、划分里坊。对于宁波州城而言,其城市空间结构的确定主要受到州城与外部水陆交通的联系及子城位置的影响,具体则体现在城门的分布和主要街道的布局。
    宁波州城早期共有10座城门。从记载的城门位置和早期命名方式来看,城门的建设受到城市不同方位水陆交通的影响极大。北部城门的命名大都出于姚江的内河航运功能,如盐仓门(后更名和义门)、信达门、渔浦门[14]。东部城门的命名则主要受到与甬东地区交通联系和江夏码头国际航运贸易管理的影响,如东渡门、市舶门、灵桥门[14]。西面、南面城门则分别设有水门,与人工漕渠相联系。西面朝京门(后更名望京)[14]是朝廷从西部进入州城的水、陆官道,而南面甬水门则主要与平原南部、奉化地区进行水陆连接。宋代后期宁波州城城门被精简为6座。
    城市主要街道的布局则是以子城为中心,同时连接城市不同方向具有重要交通意义的城门(图7)。子城鼓楼前连接望京门和东渡门的街道是城市最为重要的东西向骨架[5],明代称为大街,清代以鼓楼为中心,东西分别称为东直街、西直街[15]。而州城南北向重要的骨架有2条,城市南面虽仅有甬水门一处要道,但城市北面既有作为城市中心的子城,又有连接姚江航运和江北地区的和义门。因此,从南部甬水门出发,分别产生了连接子城鼓楼的鼓楼大街以及连接和义门的南直街、北直街(清代名称,以东直街为界)[15],从而既满足了行政机构作为城市主要街道中心交点的礼制要求(鼓楼大街与东、西直接以鼓楼为中心呈丁字状分布),又连接了城外重要的交通系统。由于南门、西门同时也是城市重要的水门,因此城市3条主要街道皆有重要的水运河渠相伴,其中南北直街与东直街相交处的贯桥被视为宁波州城的方位中心[5]。
    城市成熟结构骨架的形成为宁波州城提供了礼制与经济规律相结合的空间秩序,而城市主要结构的水陆双线模式使州城形成了水陆并行的2套相互关联的交通系统。此外,以街道作为分割,州城被分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厢,下设51坊,以便于城市管理。
    2.3  州城功能布局
    中国城市礼制营建制度和区域水系是影响宁波州城城市功能布局的2个主要方面。
    礼制营建方面,子城附近自建成伊始便一直是城市的政治权利中心所在,这使得东西直街的北部被庭院面积很大的州政府、宁绍台道厅(清朝)、县厅、府厅所占。因此城市北部成为州城主要的官僚士绅区。而依据礼制营建制度,在州城主要南北街道的南端,即鼓楼大街和南直街南段周边,则分布有县学、大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宗祠、庙坛等礼制建筑。
    区域水系方面,城外内河航运和海运带来的功能需求是影响宁波州城功能布局的重要因素。受姚江内河运输的影响,宋代北部和义门内便建有盐仓,距城门较近的子城内也建有其他仓库。城东门外的江夏码头则一直是宁波主要的国际性海运码头,同时也是内陆运河与海运货物的中转中心。受其影响,州城东部东渡门、灵桥门内成为城市主要的工商业区所在。都商税务、用来抽卸商船的市舶司、存放舶商代贮、和买、禁榷所得来货物的市舶库等官署在宋代便设置于早期的市舶门内外(位于东渡门和灵桥门之间,后废)。交通转运的便利也带动了城东竹木器商、印刷品商、药行等商业活动的兴旺。而城外江夏码头边还有作为贸易船只检验地的来远亭和相当于都商税务分局的环府亭[16]。受水路运输系统的影响,城门周边往往是城市主要集市所在;而江夏码头边的东门集市,是宁波最繁忙的城外市场[5]。宋代市坊规划制度的改革,则使得作为城市骨架的主要街道成为州城内部的重要公共商业空间。此外,宋代在后来称为东直街(清)的主要街道一侧设置有波斯使馆和高丽使馆,来自朝鲜和波斯的外宾、商人们从东渡门下船进城,沿着城市的主干道便可到达使馆以及官府[17]。
    作为城市水系中心的月湖则是另一个影响城市功能布局的重要因素。月湖及其周边区域是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和文人雅士的聚集地。北宋嘉祐年间,月湖周边始修桥、廊、亭等构筑,同时在湖中增设岛屿,植花木,从此月湖成为州城人们游赏休闲之地。天祐年间,又通过疏浚湖泊,将湖中洲屿扩建到10座,并以柳、雪、芳草、芙蓉、菊花、松、竹等植物景观而名,从而吸引男女到此游赏,湖上也有游船荡漾[18-19]。优美的湖景不仅吸引了普通市民,更吸引了名人学士到此讲学,并修建了诸如天一阁、月湖书院、柳汀义学等著名书院建筑(图8)。这些建筑与月湖东侧的县学一起,使得月湖周边成为宁波州城主要的文化区域。
    总体而言,在礼制营建制度和区域水系的共同影响下,受行政中心(子城)、交通贸易中心(江夏码头)、休闲文化中心(月湖)3个城市核心功能区域的吸引,宁波州城大体上可以分成北部的官僚士绅区、东南部的工商业区和西南部的文化休闲区三大功能区块。
    2.4  城市特色空间场所
    场所的形成包含空间(方向性)和特征(认同感)2个方面[20]。内外水系、道路、子城等赋予了州城结构明确的方向性,而正是在特殊水网环境中形成的具体空间给予了宁波城市独特的场所认同感。
    对于水网城市宁波而言,城市内部道路、河渠和城市区域之间多样的空间位置关系是州城最为鲜明的空间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宁波州城地图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作为城市骨架的西直街、东直街、南直街以及鼓楼大街等州城主要街道的大部分区段均为“前街后河”的空间模式。宋代市坊制度的改革使得这些街道成为州城主要的商业街,商业建筑以较浅的进深位于街道和河渠之间,继而将承载人流的街道与承载货物流的运河巧妙地分隔开来。而这些河渠的另一侧往往又是商铺主家的临河住宅或者仓库,并在河渠之上架起高高的小桥,以方便货物的转运和起居生活(图9)。“一河一街”是宁波州城中另一种主要的空间模式,经20世纪30年代宁波州城的老照片考证(图10),天封塔所处的大泥沙街便属于这一类型。这种模式两侧建筑大都以住宅为主,河渠多为支流,不通船舶,且在河流的一侧分布有不宽的石板路。场所的人数往往不多,大都以人们在河边取水、交谈、洗涤等生活活动为主。“一河一街”空间模式是宁波主要的滨水生活空间类型。
    桥梁的意义在于集结河流及其两岸的土地,使其成为整体的场所。宁波州城被水系所包围,州城与外部的道路交通则都需要依靠桥梁进行连接。望京门、长春门外的护城河上在建城伊始便建有桥梁。灵桥门外的东津浮桥则是州城最早的跨江浮桥,于823年(州治迁至三江口仅仅2年后)始建于东渡门外,后因东渡门外三江相汇,水急浪高,便在南宋迁于灵桥门外[21]。由于东津浮桥的存在,南宋后期在奉化江东岸建立的甬东厢成为州城外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北部余姚江上,1862年英国人建设了新江浮桥,成为联系州城和江北地区的主要通道[4]。
    在城内,仅宋宝庆年间,州城四厢桥梁便达120座之多[17]。清嘉庆年间的《宁郡地舆图》详细描绘了当时宁波州城包括桥梁在内的交通和建筑情况(图11)。图中共有桥梁113座,其中被详细描绘成拱桥的有10座,分别位于月湖、日湖和西直街旁的河渠中,可见拱桥的建造主要为了可以在桥下通过用于运输、游赏的船只。另外,在113座桥中有45座桥梁边设有庙宇、寺庙、佛塔、城隍庙等市民公共聚集的场所(图12)。可见宁波州城的城市公共生活与桥梁密不可分,而桥梁两侧不仅聚集了许多公共建筑,还往往放大成小型广场,供市民交流和临时集市所用。
    宁波州城的城市标志也与区域水系紧密关联。前文提及的植物景观丰富的月湖和繁忙的江夏码头都是历史时期当仁不让的宁波州城标志。除此之外,高达18丈(约51m)的天封塔作为城市的制高点,在宁波航运逐渐繁荣后成为三江口水运的航行标志。而东门外的天后宫建筑群则是由福建船帮创建的用来祭祀航海守护神的重要场所,由于宁波海运业的兴旺,天后宫曾经是宁波州城最为壮丽的宫殿群之一(图13)。

    3  结语
    宁波州城无论在城市选址还是州城城市的空间特征上都与区域水系紧密结合。由于其成熟合理的城市水系得以维持,使得宁波州城1 100余年保持着稳定健康的城市格局,也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景观。
    20世纪30年代开始,宁波老城(宁波州城范围)开始进行填河筑路的工程[3],1936年版的《宁波城市地图》清晰地展现了老城内大量河渠的减少。时至今日,老城水系仅剩下月湖作为城市公园得以保留(图14)。固然,填河工程为城市提供了新的城市建设用地,以机动车为载体的城市道路交通比传统水运交通高效也快速很多。那么水网的消失究竟给宁波老城带来了什么?其一,水网消失意味着千年来依水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人民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已与其他城市无异;其二,水网消失伴随着桥梁、码头等水网城市特有元素的拆除,城市的场所记忆被现代城市空间所割裂,独特的水网城市景观已濒临消失;其三,水网消失意味着城市未来应对灾害的弹性被降低,在当今大力倡导海绵城市建设的背景下,水网的存在可以成为城市水文调节的弹性组成部分;其四,水网消失意味着高密度城区生态网络连接潜力的丧失,水网作为河流廊道,可以成为现代高密度城市区域中动植物理想的栖息环境和城市气候的调节器。
    尽管如此,目前的整个宁波平原还仍然保持有大量基于历史圩田系统的河网水系(图15),而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也仍然有许多与自然环境维系着紧密联系的城镇和乡村景观。将未来城市、乡村的发展与地域传统的空间特征相结合,融合传统与当代文化,维持国土景观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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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张丽 李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