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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宣传画中的乡境愿景(1949—1978年)

    关键词:风景园林;新中国;宣传画;乡境;愿景;美丽乡村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New China; picture poster; rural landscape; vision; beautiful countryside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宣传画清晰地再现了特定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的生产、生活面貌,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展望和期许。其中有农田耕作、水利建设等人与大地自然的密切关联与互动,也有盲目追求工业化、机械化等有悖自然规律、无可企及的虚幻图景。通过对新中国乡村宣传画代表作的分析与解读,以期深化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丽乡村”建设内涵的理解,并为其当下发展提供借鉴。

    Abstract:The picture posters of rural landscapes of the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China are clea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under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s. They are also the prospe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and modern countryside. There ar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uch as farmland cultiv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but also ideal blueprint contrary to the laws of nature and unachievable, such as the result of blind pursui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echanization. Throug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picture posters, it is intended to furt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since the New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urrent developments.

    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信息传媒的高度认可和广泛采用,“宣传画”一词成为大幅面美术印刷宣传品的主要称谓。宣传画面向大众、通俗直观、主题鲜明,艺术风格亲切朴实,在宣传国家大政方针、传播政治意识形态、动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成为新中国社会面貌的一个缩影。其对于乡村面貌的描绘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或多或少都几乎采取鸟瞰视角,除了作为表现主体的近景、中景,一般还会纳入相对辽阔的远景,如远山、天空等,这种视角在现实中一般并不存在,因而画作本身可视为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乡村人居环境的某种理想愿景。
    本文基于宣传画这一图像材料,探讨新中国乡村人居环境的时代愿景,而图像则是研究园林、景观营造现象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之一[1]。迄今关于图像与园林的研究,总体而言,在时段上,古近代的相对较多,现当代的较少;在内容上,关于传统园林营造的较多,涉及(乡村)大地景观的较少。此外,对于园林的再现,图像具有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有的学者指出图像作为历史的遗留,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之一[2],相应地,一些研究关注园林图像的写实性与史料价值,并“以图证史”[3-4];有的学者指出园林图像对于现实再现的虚构性[5],相应则有研究对图像再现中的真实与想象进行了剖析[6]。本文拟对后者展开进一步探讨,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出版的乡村宣传画代表作,阐明其所反映的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容和特征,揭示其中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内涵,理想与现实的诸多错位及其警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一般被称作“毛泽东时代”。其间,毛主席于1958年,在推进主要基于乡村大地的“绿化祖国”运动2年之后,提出了“园林化”的构想:“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7]”这或为当前“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理念之滥觞。因此本文也试图深化对其时及当下“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解,并为其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愿景
    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大众对于建设美丽家园的热情空前高涨。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内容主要在于恢复农业生产,具体体现在农田耕作、荒地开垦、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活动中,此时的宣传画则以描绘劳动生产和乡村新貌为主。
    1953年的作品《农村风光》(图1)反映了新中国一个普通乡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面貌。图面主体是稻田插秧的劳动场景,立于近景的女主角手拿秧苗、头戴草帽,花布衣裳上的小鸡图案映射着平易、朴实的乡村生产与生活内容,而图面左侧正有一群小鸡聚集在农舍门前。但女主角的外貌形象同时又是光鲜靓丽的:红粉的脸蛋、鲜艳的口红、卷曲的烫发,有着民国时期“月份牌”画风的明显痕迹。这或可认为画作在此隐约传达了妇女身份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转变:其外貌虽然仍留有“旧社会”的特征,但其身份却已然与大众一致;她与其他农民一起共同劳动,也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生产力的解放。
    除了农田耕作的主景描绘,画面右侧远处是冒着浓烟的多层工业厂房,实为“百废待兴”背景下发展重工业、加速经济发展的一种强国愿景,正如毛泽东曾认为重工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9]。“工业”内容在后续的乡村宣传画中屡有表现,反映了农业与工业相结合的理念,这也是“大跃进”期间“消灭城乡差别”、力求“平均主义”的实施途径之一。总体上,该宣传画明丽的画风、亦土亦洋的表现形式,似乎试图传递新时期人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乐观心态,以及乡村田园生活的祥和与温情。
    《1967年农村景象图》(图2)依托1956年出台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后简称《纲要》)[11]的政治背景,构想了农村社会形态的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的纷繁景象。新的农村合作社集生活、生产、休闲、教育为一体,表现了《纲要》的诸多内容:画面左上的羊群、牧马是对《纲要》第3条“发展畜牧业”的响应;河流上游的水利大坝是第5条“兴修水利,发展灌溉”的需要;农田中正在耕作的拖拉机契合第7条中“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对于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画面左下的“渔业生产合作社”是第19条“发展海洋和淡水的水产品生产和水产养殖业”的规划;画面中的俱乐部、幼儿园则是第31条中“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的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画面对此还展现了村中心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休闲空间:中心广场由彼此平行或垂直的若干公共建筑围合和限定,空间开阔、形态方正;其中的圆形树池、围绕树池的图案式盆花,加之广场一端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塑造了某种新时代的空间仪式感和凝聚性;近广场的水面有探入其中的小岛,另有楼阁,可观景、可垂钓、可泛舟,空间婉转,颇具传统园林韵味。此外,贯穿合作社的铁路、游船、汽车站,以及空中悬吊巨大农作物的直升机都体现了第34条“发展农村交通运输”中对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和规划。
    这些寄托着广大群众对农村发展的美好憧憬,表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和雄心,却不免出现一些夸张的表现形式,如尺度失调的巨大家畜、农产品,以及高如小山的粮垛等,也预示着激进的“大跃进”前奏。
    上述2幅作品从不同侧面表达了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的乡村人居环境愿景,前者侧重农田生产,富有乡土气息,“人”是其描绘的主要对象,反映了劳动者的“主人翁”角色转变,及“当家做主”的愉悦情态;如果说前者基本上源于现实场景的提炼,那么后者则明确是基于《纲要》对12年后之未来远景的展望,其描绘的内容反映了多方面的、对于官方政策的解读,也表现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驱动下,某些不切实际的构想。

    2  跃进高潮下的“人民公社”
    1958年“大跃进”发动后,工业规模和速度的不断攀升导致资本和劳动力重新分配,“人民公社”作为激进政策背景下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步在乡村大地上发展起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旨在通过生产合作社合并,社员资产归公等做法,建构同起吃饭、共同劳动、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基本“社会单元”[12]。在此背景下,以“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宣传画应运而生,以展示“大跃进”运动的成果或理想。
    1958年的作品《人民公社好》(图3)描绘的是红旗人民公社生产、生活的整体场景,较为清晰地诠释了集“工农商学兵”于一身的人民公社面貌:画面右上角的土制高炉、烟囱,体现了“大跃进”期间“以钢为纲”“全民炼钢”的风潮,是为“工”;整饬的田野、茂密的庄稼、满囤的粮食,是农业兴旺的可喜气象,是为“农”;百货商店为公社居民提供了日常便利,是为“商”;试验田中,一位学者拿着放大镜,研究着丰产的奥秘,学校培养着下一代的科技生力军,图书馆则是知识普及、甚至科学研究的后盾,是为“学”;还有全副武装站岗、保卫家园的民兵,以实现全民武装、人人保护祖国的夙愿,是为“兵”。另外,公共食堂、医院、幸福院(敬老院)、幼儿园等设施一应俱全,形成同吃同住、统一劳动的“社会主义”大院。这正是“人民公社”所向往的理想图景。
    然而现实状况与这种理想图景多有出入:土法炼钢严重脱离实际,无法获得品质符合要求的钢材,却导致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该宣传画将土法炼钢与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并置,只是人与自然和谐并处的幻象而已。同样地,农业的丰收也仅仅是一种愿景,众所周知,“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直接导致了后续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及“大饥荒”。
    《大办人民公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图4)与上述《1967年农村景象图》颇为类似,但内容更加丰富,是一幅有条不紊的人民公社规划图:弯曲的铁轨将画面一分为二,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承担着交通、运输功能。其左侧主要是工业、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生产的各种内容,有炼钢厂、农田、苗圃、果园、养鸡场、鹅池、鱼塘,有农具修配厂、拖拉机站、仓库,还有水利大坝、高压电塔等,加之画面右侧的棉田温室,不仅描绘了粮食、水果、棉花等种植场景,更有水利、化肥、农具、机械等配套产业,还表现了温室暖棚、自动灌溉、空中喷洒等现代化生产手段;右侧主要是居民社区,有托儿所、小学、中学、农业大学、新华书店等文教设施,有公共浴室、理发店、洗衣站、百货公司等生活服务设施,有俱乐部、电视站、球场等娱乐场所,还有人民医院、敬老院等医疗社保体系,寄托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的美好愿望。此外,尺度巨大的家畜、蔬菜、果实,仍然是“大跃进”的某种虚构的狂想。总之,该人民公社囊括了生产、运输、消费、教育、卫生等多种功能,社区设施完善、建筑形制各异,体现了公社的集体制度之下、复杂而有序的功能和空间组织,但与国民经济、社会等方面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比较,与上图相仿,其展现的仍是一幅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蓝图。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在主题和内容的选择方面更有倾向性,“人民公社”成为这个时期乡村组织与发展的主流,并展现出更为集约的生活、生产空间面貌。同时,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的日益现代化,展示了“工农城乡变一样”[15]“消灭城乡差别”的终极理想;公社涵盖了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的多样生活、生产内容,反映出意图打造“大同社会”之基本社会单元的愿景。然而,这种理想在付诸实践时,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对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环境的巨大破坏和损失。宣传画所展现的理想图景与“大跃进”所导致的残酷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3  经济困局中的生产景观
    在遭受“三年困难时期”的创伤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及“吃饭第一,建设第二,适当控制工业的发展速度,把农业放在首要地方”的政策[16],以指导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农业生产成为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挽救国计民生的现实需要,也成为其时宣传画描绘乡村面貌的重要内容之一。
    1963年区晖所作《农村四景图》(图5)描绘了4组不同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场景:第一幅以“干渠放水”为主题,突出展现了农田建设“水利化”的成果;第二幅图中可以远远望见“人民公社万岁”的横幅标语,但其主体内容并非对于此前所倡导的“人民公社”的宣扬,而是该公社迎接某劳动模范带来一系列崭新拖拉机的场景,反映了“农业机械化”的进步;第三幅表现了村民们争先恐后、前来观摩新引进的农用电机马达的欢喜场面,加之远景中的农业机械、高压线塔等,是对“农业电气化”的描绘;第四幅图中身着制服的女飞行员与村民分享着飞机喷药的技术知识,与远景中正在工作的飞机形成呼应,体现了农业技术“化学化”的进展[18]。同时,4幅图的下方依次绘有桃花、梅花、荷花、月季,虽然没有严格对应一年四季的植物景观特征,但也能大致体现画家通过这一系列图景展现全年农业生产全貌的意图,反映了经济调整时期农业生产的某种有序进程。
    1964年出版的作品《新农村》(图6)围绕农业生产主题,以女性人物为主体,再次突出了劳动人民作为“主人翁”的能动性及其力量。画面中的4位女性立于田边,第一位手持铁锹,卷起袖子,似乎正准备翻地,宛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面貌;第二位戴着手套,脚边置一油桶,远处田间有拖拉机劳作,其或为农业机械的操作者;第三位正在田间施肥;第四位肩负装有改锥等工具的挎包,专攻电力、器械的维修。她们是妇女劳动者身份与形象的缩影,表达并强调了“妇女能顶半边天①” 的意识形态。在画作风格上,该作品仍有新中国成立前“月份牌”的影子,但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模仿“月份牌”中的女性形象,她们衣着朴素,更为平易和大众化。
    相异于“大跃进”时期对于乡村面貌的宏观、整体描绘,这一时期宣传画在重振国民经济的背景下,着重表现了生产活动、农业工具、耕作技术、人物形象等个别场景或主题,其内容没有“大跃进”宣传画那些不切实际、似是而非,甚至自相矛盾的景象,回归并更为贴合乡村大地的生产实际。

    4  “文革”中的大寨与“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因其秉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了农业生产、村庄重建的巨大成就,进而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并在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文革”期间,大寨成为全国效仿的绝对样板,也不幸沦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作为对“农业学大寨”号召的响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乡村劳动力总数约有30%用于土地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个别农村还编制了以农田建设为主体的农村规划[19]。因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的乡村大地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章育青于1975年的作品《大寨》(图7)在“文革”的极“左”政治环境下,描绘了梦幻般的乡村景观:秩序井然的村舍、层层整饬的梯田,还有穿山越岭的渡槽、水渠、蓄水池等水利灌溉设施等。左侧的梯田上,一些村民在水稻田里插秧,是对1971年大寨在康家岭上开辟的水稻田的描绘,在极度缺水的黄土高原,水稻田显示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以及营造“江南水乡”、产量“跨长江”的“人定胜天”的意志和雄心。宅旁、村头、田间也有着丰茂的绿化,花树成行列于道旁,环境品质绝佳。这一片绿色的图面中,处处可见人工刻画的痕迹,如画的风景实则暗示了人工对自然的绝对操控。近景中,成群结队的人们前来参观,学习“大寨精神”及其建设成就。然而,现实中的大寨,在“文革”期间营造梯田时追求更大的梯田地块尺度,即所谓“人造小平原”,以利于农业机械化操作,却破坏了之前建设的不少良田,与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相比,只是极左政治的体现,实效存疑;而由于地理条件及水源的限制,水稻田在第二年便难以为继[6]。因此,该宣传画所表现的和谐画面,在很大程度上实为某种缺乏可持续性的乡村景观理想,以及“学大寨”的美好愿景。
    “学大寨”期间的宣传画,典型的如作于1970年的《农业学大寨》(图8)表现了其他乡村大地对“农业学大寨”号召的积极响应:其间可见典型的“大寨梯田”景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大寨精神”,标示在红色标语牌上,成为农田生产情境的一部分;还有毛主席语录:“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学大寨”不仅仅为了改造乡村大地,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下,更拥有改造世界的胸怀和境界。
    “大寨精神”及大寨村庄建设的物质成就是“文革”期间引导乡村大地变迁的原动力和样板。该时期的宣传画受极“左”政治影响,对大寨景观的描绘大多是超现实的,与大寨村在“文革”期间建设的实际情况比较,不难见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而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在绿色田园的理想画面中,也能窥见普遍狂热之下,将大寨作为绝对样板加以效仿的危险,以及乡村大地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等方面令人忧虑的现实。

    5  结语
    新中国乡村宣传画多以歌颂时代为主旨,所描绘的乡村人居环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了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题,反映了相应不同的乡境愿景。总体而言,其屡屡采用的鸟瞰视角再现了人力所及之大地上,所营造的“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等各种生产和生活环境,所表现的场景宏阔、眼界开阔,并体现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人与大地的密切关联。其中对于劳作场景的描绘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还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种身份的劳动者,形象朴实、精神饱满,表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然而正是这种人工力量的彰显,使宣传画中的乡村人居环境时常隐含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甚至是某种有悖自然规律、无可企及的理想蓝图,最为明显的是特意夸张农业生产的成果,如尺度失调的农畜和作物;其次,是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2个基本主题——机械化和水利建设的激进追求,而忽视了场地既有的现状条件,违背了本土耕作的生态条件,如文革中的大寨村建设;再者,“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露出诸多不合时宜[21],却造就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如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乡村“工业化”,潜藏着“人定胜天”的生态危机。显然,志存高远的“美丽”乡境愿景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却弱化甚至拒绝了实现蓝图所必要的自然与社会过程,以及落地生根的适宜手段。宣传画作为一种平面再现载体,强化了这种倾向。如果说当下的“美丽乡村”理念与这种愿景有关,那么后者隐含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矛盾可为其发展提供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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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