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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园林到城市——18—19世纪西方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的渊缘、融合与分野

    关键词:风景园林;城市规划;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学科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planning; rationalism; empiricism; discipline

    摘要:18—19世纪是西方城市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出现的前夜,这一时期风景园林在城市层面的探索和实践是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首先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2条思想脉络为线索,回顾了这一时期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在理论上的思想渊源;随后,从重塑空间结构和探索城乡关系2个方面,论述了风景园林在实践上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最后,从研究和实践对象、方法和思想来源、专业和知识体系、制度和实施机制等方面,分析了两学科逐渐分野的过程。

    Abstract:The 18th—19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period for the Western cities, also the eve of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First, by taking the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as 2 clues, reviews and discussion are taken o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urban planning. Then, the impacts on the practical level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exploration on urban-rural relations. Finally, the process of division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is discussed in 4 aspects: the object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sources of, methods and thoughts,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

    内容:20世纪前的200年,对西方城市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既是一个波澜壮阔、高歌猛进的时代,又是一个矛盾重重、让人看不清方向的时代。经济上突飞猛进、政治上危机四伏、社会上问题丛生的局面让城市中的人们感到不安——该乐观还是忧虑;要重新构筑一个适合现代的乌托邦,还是重返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田园;是维系原有弊病丛生的社会现状,还是通过社会改革以获得进步的空间:对于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系列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8—19世纪,系统性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尚处在萌芽之中。而与此同时,面对迅速扩张的城市规模和日益严峻的城市问题,风景园林师们则在城市尺度上展开了种种尝试,对此后西方城市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所秉承的信念、面对的问题、采取的方法、遭遇的困境,与20世纪初破土而出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家们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推动和完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先导。

    1  风景园林与早期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渊缘
    在历史上,西方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在实践对象、研究方法、职业技能、知识来源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重合,具有深厚的渊源,也存在着多重的相互影响。然而,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思想领域的进步则显著地重构了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社会”这一系列关系的思维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缚,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勃发。然而,在广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西方哲学思想也产生了认识论上的分歧,即产生于欧陆(特别是法国)的唯理论和产生于英国经验论。这种认识论的差异不仅直接影响了各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也在艺术、文学、审美等领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1  理性主义(唯理论)传统
    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源于理性的知识构成了真理,这种真理是事物发展的永恒规律,具有一种普遍适应的特征。笛卡儿(R.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在他眼中,人类的理性就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唯理论所倡导的社会理性为君主专政下的封建等级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青睐。另一方面,唯理论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也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绝对君权时期,政府出于统治需要在文化领域推行了一系列以理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规范措施。这样,巴洛克—古典时期,政治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就与理性主义的哲学思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特征对园林和城市空间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
    1.2  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传统
    经验主义观点则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重视主观感觉和实际经验,倡导观察和归纳。经验主义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来自英国,包括培根(Bacon)、霍布斯(Hobbes)、洛克(Rucker)、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等。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则产生于美国,在归属上通常认为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延伸和发展,由于结合了美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因而被称为“具有美国特色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William James)甚至称其哲学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并且也将其视为一种“不讲原则,只讲效果”的方法论。在经验论者看来,感觉是认识的开端,也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因此,在文化上,产生了一种重视主体经验和主观感受,通过体验和认识自然,进而热爱自然的传统。在政治和经济上,产生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连续性尤为重视,倾向于渐进地改良社会,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激烈变革。这些思想逐渐发展并成为英美文化的重要特征。
    1.3  两种思想传统的差异与融合
    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追随者,关注“应然”,认为合理的就应该存在,希望面向未来,倾向于制定蓝图并希望一次建成;在心态上,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积极乐观精神,讴歌大城市带来的文明集聚,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对现有城市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解决城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使之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设计上,一种鲜明的理性严谨和英雄主义色彩贯穿在它们的作品中。一开始关注空间形式上的理性,表现为几何化的构图原则;后期又关心实际功能和运行效率,发展成为理性功能主义。可以说代表了相对激进的现代派。
    而英美经验主义的信奉者,则关注“已然”,相信存在即代表合理,希望连接过去,倾向于循序渐进并见机行事。在心态上,他们表现出一种审慎的保守与克制,不时流露出对往日田园生活的怀念。重视人的主观感受,希望回归和借鉴自然,并将乡村生活中的优点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在设计上,一开始关注空间形式上的自然,表现出一种苦心经营的朴实无华,后期又将乡村景致植入城市或与城市相结合,营造出一种都市田园的意向。
    18和19世纪,法国几何式园林和英国自然式园林就清晰地表现出了这2种思想渊源,并相继引领了欧洲的造园时尚。而其干预的尺度逐渐从相对封闭的园林转向了更为庞大的城市,从而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建设。
    当然,这2种文化传统和形式意趣在实践中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和融合的。正如彼得·霍尔(P. Hall)在《明日之城》中所指出的:“许多历史事件执拗地不去按照一种简明的历史顺序去发生。思想史尤其如此:人类智慧的结晶源于他人,它们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分叉、融合、沉隐或者复苏,这很难采取某种清晰的线性方式来描述。[1]”甚至在同一个人、同一个作品中,也能够观察到这2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英国园林中不乏几何化的古典主义构图,而凡尔赛的小特里阿农宫也充满着自然的趣味。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则描绘了维也纳环城大道建设的过程,把这种矛盾称之为“尚古又现代的情怀”,体现出了“对精神状态的敏感,以及关注将理性作为生活指导的可能性和弊端”[2]。18—19世纪的城市发展中贯穿了这2条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的线索。

    2  风景园林对早期现代城市规划的实践影响
    2.1  风景园林对城市问题的探索
    城市规模的急速扩张和城市功能的结构转型,是18—19世纪西方城市学者们所面临的基本背景。一方面,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新兴工业不断发展,古代城市出现结构性的衰退。伴随快速扩张和新功能的产生,中世纪稳定的城市结构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受到严重破坏。在商业扩张与土地投机的驱动下,城市向周边无序蔓延,传统城市的结构濒临解体。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住宅短缺、卫生条件恶化成为该阶段城市内部的真实写照。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无情揭露的直接原因。公共设施不足、住房条件恶劣、卫生状况恶化,导致疫病横行,1832、1848、1866年发生了席卷英国的严重霍乱疫情,引发了社会动荡。
    风景园林的尝试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先导,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面对严峻的城市问题,开始思考人与自然、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挖掘乡村田园的美学和社会价值,进而尝试建构新型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层面为现代城市规划提供了灵感。 
    另一方面,在现代城市规划出现以前,风景园林的大规模实践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在物质空间层面推动了规划技术及其空间美学的发展,是规划技术较完整的实践。园林和公园成为最为重要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影响了城市的基本结构。
    更重要的是,风景园林在城市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和社会深层次问题,促使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者们另辟蹊径,开始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基础。
    2.2  重塑空间结构的尝试——从形式理性到功能理性
    理性主义传统渊源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构想了一个由哲学家担任领袖的理想政体,并用文字描述了其物质形态——一个同心圆展开并等分成5 040个地块的乌托邦。随后,在漫长的历史中几经兴衰。
    1)空间作为权力的展示——法国几何式园林。
    勒·诺特(A. Le Notre,1613—1700)设计并主持建造的一系列园林,以严谨的几何构图、庄严宏大的规模为主要的形态特征,对欧洲各国的造园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巴洛克(古典主义)风格的城市设计,也是欧洲近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凡尔赛宫,作为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的代表,表现出一种对自然进行绝对控制的权力欲望,完整地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园林设计思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几何化形态和人工化痕迹,其规模宏大,面积达1 500hm2,相当于当时巴黎全城面积的1/4。凡尔赛宫建成后取代了巴黎成为法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充分体现了新的空间形式塑造完整理想城市的能力。
    2)空间作为经济的载体——巴洛克城市设计。
    巴洛克城市设计一方面强调格网加放射的几何特征,塑造富有纪念性、标志性的城市景观;另一方面突破了城墙等防御界限的束缚,城市规模得以快速壮大,因此在18—19世纪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景观标准。欧洲的主要首都,如巴黎、柏林、布达佩斯、圣彼得堡、维也纳等城市的重建和扩张,大都采用了巴洛克—古典主义的城市设计模式,并逐渐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一整套设计体系。
    典型的巴洛克城市空间在手法上是双重秩序的叠加:一种是正交的网格体系,另一种是“中心+放射”的体系,轴线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中心的地位。这2种体系也具有了政治—经济上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满足了政治权力的展示欲,另一方面也适应了高效利用城市空间的经济意图。这种双重空间秩序是王权和资产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其中,奥斯曼(Haussman)在1853年开始的巴黎旧城改造过程中,对城市的空间结构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用笔直的街道打破了“充满疾病”的中世纪城市肌理,大大拓宽和规整了街道。巴黎城市中宏伟的轴线、星形广场、林荫大道以及一系列纪念性构筑物,基本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通过奥斯曼的改造和扩张,为面向现代的巴黎打下了基础,也引起了后世持久的争议。
    巴洛克模式影响深远,成为日后城市美化运动的原型。它开启了一个长期的争论,城市规划究竟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技术?是用一种几何化的手段平面分割城市,还是用一种更科学化的手段引导城市?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了理性对象的演进——人类理性从服务于一种普遍秩序,转变为服务于经济利益。
    3)空间作为功能的机器——柯布西耶与雅典宪章。
    对理性功能的重视,构成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和早期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石。在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先驱者看来,形式需要追随功能。柯布西耶1922年发表了“明天的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的规划方案,从功能角度阐述了对现代城市的基本思路,描绘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规划图。在此基础上,柯布西耶于1925年将“高层低密”的城市规划布局应用于巴黎改造的概念方案,即著名的“伏瓦生规划”(Voison)。1931年,又发表“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的规划方案,进一步深化了其关于现代城市的主张。
    柯布西耶倾向于用技术性手段进行城市改造,认为通过物质空间的改造,能够改善并解决现代城市的问题。理性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集中体现在由他主持撰写的《雅典宪章》之中,形成了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雅典宪章》也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
    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空间或功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这是唯理论传统的潜台词。这暗示着一种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在哈耶克那里这是一条奴役之路,也为现代城市规划中的 “物质空间决定论”埋下了种子。
    2.3  新型城乡关系的探索——从田园风景到田园城市
    1)乡村价值的美学挖掘——英国风景园。
    在英国经验主义的文化传统影响下,英国17世纪发展出了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田园文学和风景绘画艺术,同时受中国造园意趣的影响,英国逐渐出现了自然风景园。私家园林逐渐从受法国园林影响的几何式规则布局,走向灵活自然的风格。在空间上也从封闭走向开放,修饰化的农庄和庄园相继出现。与中世纪长期自然形成的灵活有机相比,英国风景园通过人工化的改造对乡村的自然美学价值进行了重新挖掘,并在空间上进行展示。这一风格在18世纪初逐渐成熟,并刷新了欧洲各国的造园风尚。
    2)田园风光的城市植入——公园运动和奥姆斯特德。
    19世纪初,英国园艺师雷普顿(H. Rapton)发起了“公园运动”,将乡村风景园引入城市之中,强调了健康环境和自然美学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并将住宅的布局方式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布局风格。此后,英国新建和开放了一系列的城市公园,改善了城市的空间环境,并迅速影响了美国的公园建设。
    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在美国公园建设热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被认为是“风景园林学之父”,同时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之一。他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等一系列城市公园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他建立了卓著的声誉。其后,奥姆斯特德在实际业务领域方面已经涉及了关乎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他的实践不仅在尺度上达到了城市甚至区域的级别,并且也关注到了周边城市功能开发、经济收益等问题。在波士顿绿地系统等景观规划方案中,充分体现出他对系统规划重要性的认识。此外,他也参与许多新型郊区居住区的整体规划,是美国的郊区化居住模式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当然,奥姆斯特德的城市实践“大都是在有限的地域内进行的,或者服务于某项特定功能,因此满足城市诉求和应对城市问题方面的能力有限”[3]。并且,在他的项目推进过程中,他也越来越意识到公共管理层面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为现代城市规划建立更为综合系统的理论框架指明了方向。
    3)城乡关系的整体建构——田园城市和区域规划。
    霍华德(E. Howard)深受英国传统影响,与以往田园梦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开创了城市规划社会研究的先河。他1898年发表的著作原名为《明天:一条通过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明显指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途径。然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纷争,他又捡起了田园乡村的英国传统情怀,1902年《明天:一条通过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以《明日的田园城市》为名再版。霍华德希望通过一种和平渐进的改革,即通过城乡一体的新型社会结构来取代城乡分离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形成“社会城市”的目标,因此田园城市也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完整理论,具有里程碑意义。
    而作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格迪斯(Patriek Geddes)在1915年出版了《进化中的城市》一书,通过对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出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研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区域规划的思想。与奥姆斯特德1870年发表的同样主题的论文相比,格迪斯“更具科学性的论证,强调城市与周边的乡村具有同源性,而城市公园等的建设则是城市社会生活发展的必需”[4]。这样,区域规划的理论框架也逐渐建立完成,并通过芒福德(Mumford)等人的大力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3  20世纪风景园林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学科分野
    3.1  研究和实践对象的范围
    相对而言,风景园林的早期实践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复杂的城市系统中,尤为关注生态绿化系统的设置。他们解决城市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城市绿地、公园系统的设置和设计,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优化原有的城市结构,从而改善人居环境。对19世纪的城市而言,这的确是最为重要而迫切的议题。
    然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局部或单一系统的改善,对综合解决城市面临的复杂问题作用有限。而“城市美化运动”所遭遇的困境也表明,仅仅改善城市的物质空间环境,难以真正触及城市面对的深层次问题,甚至有可能引发更为激烈的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现代城市面临的问题远不只此,不仅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协调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例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所带来的土地利用问题、大量人口集聚所带来的住房短缺问题、现代交通方式所带来的通行组织问题、密集建设所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日常建设所带来的有效管控问题、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法律程序问题等。因此,城市规划需要对这些新的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现代城市规划最核心的实践对象是对土地使用的组织和控制,而其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空间形态这些传统建筑学领域的问题,还应包括城市经济、社会、政策、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
    3.2  方法和思想来源的差异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城市规划是一项政府职能,也是一种职业实践,又是一项社会运动。因此,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是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方法之一[5]。
    相对而言,19世纪风景园林解决城市问题,其最初意图是修补性的,其方法是技术化的。然而,一个更加综合系统的规划也有赖于更加全面的社会共识和更为深入的社会变革,但19世纪的西方社会并不具有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单纯技术层面的优化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奥姆斯特德进行的城市规划类项目,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个人魅力和信誉,通过具体项目来推进城市行政管理改革的。塔夫里(Mafredo Tafuri)认为:“奥姆斯特德触及了城市与区域规划中所有可能的方面。……在几十年中,公园之战已逐渐等同于城市改革的全面过程。在一个由政治寡头和自由市场无节制的竞争所把持的时代,这种城市改革同政治改革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有着很大关系。”他进而指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旧的城市管理模式的衰败,使美国公众明白他们的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确实有着一场历史性的危机。城市问题就要成为一场全面改革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6]”
    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来源有许多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灵感。霍华德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田园城市理论被认为“每一个思想都有更早的原型,经常被转手好几次”,而格迪斯则被形容为一个“无法归类的博学之才”[1]。跨学科的灵感来源充实了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库,并逐渐形成社会研究的传统、区域整体城乡统筹的视角,以及“调查—分析—规划”的程序等。多元化的思想来源和社会化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建筑学和风景园林产生了一定差异。
    3.3  专业和知识体系的分化
    新的社会需求,也进一步推动了专业和知识体系的分化。1890年以后,主持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伯纳姆(Burnham)和奥姆斯特德(Frederic Law Olmsted)已经充分意识到规划专业人才的必要性,指出:“人们注定要在建筑师和企业家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取得进一步的成果,那就是要与建立新的规划专业科学基础的人结合。 [6]”
    20世纪初,现代城市规划开始逐渐积累经验,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逐渐开始受到了社会主流的认可,开始了与建筑学和风景园林的分化。1909年,首届全美城市规划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City Planning And Congestion)在华盛顿召开。20世纪10年代,欧美各国相继成立了城市规划协会。
    而在职业培养领域,1909年在利物浦大学诞生了英国的第一个城市规划系(Department of Civic Design)[6]。在美国,1900年哈佛大学正式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风景园林专业,并于1909年聘请了第一位城市规划教授,建立了第一套完整的城市规划教学大纲。1923年在风景园林研究生院设立了美国第一个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29年,城市规划专业从风景园林研究生院独立出来,成立了城市规划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City Planning)[4]。这一方面表明了风景园林与现代城市规划深厚的渊源,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学科在知识体系上已经日益分化。
    3.4  制度和实施机制的需求
    现代城市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由市场的政府缺位引起的。而现代城市规划就是应对市场缺陷而产生的。用沙里宁(Saarinen)的话说,“今天大部分的规划工作,就是在补救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坦白地说——是因为对国家的一个最要害的问题严重的漫不经心而造成的。……老的教条已经不再有效,新的方法还没有取得经验,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前进”[7]。现代城市规划既是一种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也是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工具。在19世纪末期,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并建立制度性的保障,更为系统性的优化将难以实施,而这种制度和实施机制的需求,也为城市规划注入了新的内涵。
    制度和实施机制的逐步建立主要体现在立法层面。作为干预政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授予并扩大了政府进行城市规划的行政权力。1848年英国首次颁布了与城市规划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th Acts),据此成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卫生部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应对卫生、道路、排污和供水等方面负责。随后又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逐渐扩大了政府对城市建设的管控能力。1909年英国产生的第一部城市规划法《住房、城镇规划等法》(Housing,Town Planning,Etc. Act)赋予地方政府编制规划的权力,该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法。在美国,1916年分区法(Zoning Ordinance)的颁布则进一步说明了其经济意义,规划成为一项公共政策和政府权力,对私人土地和开发行为进行有效的管控,并平衡相邻地段开发者的权益。
    至此,现代城市规划的系统性提出才具备了基本的制度基础。而直到凯恩斯的干预理论被西方政府普遍接受以后,它的实施和有效干预才具备了完整的社会基础。

    4  启示和结论
    18—19世纪风景园林在实践上已经触及了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在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前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回顾这段历史,不论是面对实际城市问题,还是2个学科各自的发展,都有颇多值得深思之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乡发展正经历着转型,在经历了一系列公共事件后,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的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需要多学科共同应对。而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实施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效益的实现,只有实现经济、生态、社会3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2011年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同时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历史的渊源、现实的交叠、未来的发展,需要2个学科在明确内涵、拓展外延的同时,在实践中加强融合,突破学科边界和藩篱,共同面对我国城镇化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1] (英)P. Hall.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童明,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5-97.
    [2] (美)C. 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M].李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3-111.
    [3] 曹康,林雨庄,焦自美.奥姆斯特德的规划理念:对公园设计和风景园林规划的超越[J].中国园林,2005(8):37-42.
    [4] 孙施文.现代城市规划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578.
    [5] 邹德慈,石楠,张兵,等.什么是城市规划[J].城市规划,2005(11):25-29;36.
    [6] (意)F. 塔夫里,等.现代建筑[M].刘先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19-36.
    [7] (美)伊利尔·沙里宁.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M].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119.

    (编辑/李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