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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然滩地到城市开放空间——黄浦江、苏州河滨水景观空间发展概要

    关键词:风景园林;开放空间;黄浦江;苏州河;滨水景观空间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open space; Huangpu River; Suzhou Creek; waterfront landscape space

    摘要:基于对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滨水景观空间发展现象和进程的历史考察,分析和归纳其演变规律,总结了上海滨水空间的特征演化与城市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以一江一河为代表的城市滨水景观空间发展,经历了从地文空间、水文空间的单一形态,到人文空间、互文空间的多维构成,在多重视角的关注下,正在迈向更加开放多元的丰富形态。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n important landscape design cases along Shanghai Huangpu River and Suzhou Creek waterfront area dur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riod,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and conclude the design pattern and regularity of Shanghai waterfront landscape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and urban culture.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space of Huangpu River and Suzhou Creek have experienced four important periods of the Landscript Space, Hydrologic Space, Humanity Space and Intertextual Space. From multi-perspectives of interests,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space is becoming more open and diversified.

    内容:黄浦江与苏州河(简称浦江苏河)是穿越上海中心城区的2条最重要的水系。黄浦江(图1)是长江入海前最后一条支流,明朝户部尚书夏原吉采纳民间专家叶宗行方略,将大黄浦向北疏浚入海,消除了苏、松地区水患,形成黄金水道[1]。江浦合流被认为确立了吴淞口 “长江第一门户”的重要地位,也为上海港日后的沦陷和崛起创造了条件。苏州河(图2)是黄浦江最大的支流,曾是古江南地区与上海商业贸易重要的水上通道,至今仍承载着城市航运、排涝的功能。 
    黄浦江、苏州河与上海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密不可分。“外滩展示了上海曾经作为远东最繁华都市的一面”,“而苏州河及其滨水地带则记录了更长的城市历史和城市生活中更平民化与多元化的一面”[2]。此前对一江一河的研究大多为相关节点的社会发展史分析,或者是静态的规划方案及项目评介,如罗苏文的外滩历史研究,张璟的黄浦江水上旅游系统规划和开发,苏功洲等的黄浦江苏州河综合规划,金云峰等的苏州河滨水景观研究等,较少针对滨水空间设计案例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设计史层面的整体梳理。本文对近现代浦江苏河滨水景观空间史料和案例进行归纳,揭示其变迁的总体态势和规律,以期促进对滨水景观空间在时空坐标下本体价值的全面认知。 

    1  以地文空间为起点的早期演变(1949年前)
    开埠后浦江苏河滨水景观空间从湿地滩涂起步。滩地上的花园让普通市民开始接触西方的公共生活形态,同时这些早期“公共空间”也成为殖民文化输出的载体。水岸不仅是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发生地,独具开放性的水岸空间也自然成为各阶层市民参与和享受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的场所。
    地文(Landscript)原指由于地球内、外力长期综合作用,而在地表或浅地表存留下来的土地自然样貌。韩国建筑师承孝相将其阐释为人工营造以“诗意的语言谦逊地附着在土地之上”,展现土地“固有的纹理”[3]。开埠初期浦江苏河沿岸人活动范围局限,除少数功能性的构筑物和硬质场地以外,以自然的地文空间形态为主。
    外滩起源于苏州河汇入黄浦江冲积起来的一块滩地。19世纪初外滩只有一条纤夫足迹汇成的“纤道”[4],即为后来黄浦滩路的雏形。20世纪以前,殖民者在这里装路灯、铺人行道和草皮、种行道树、设置座椅,把这里变成现代街道,书写上海风景。
    随着外侨达成共识:禁止在新月形的外滩江岸设立私家码头,从而留下建设绿地公共空间的可能。1860年一艘沙船在浦江苏河汇合处沉没,泥沙随之淤积。1868年,沙船“奠基”的河口南岸浅滩上堆填出了一块约2hm2场地,建起第一个现代公园——Public Park,最早译成“公家花园”或“公花园”(图3)。初期这里建有小温室、门房、长椅、花坛和几排悬铃木,后来逐步增添了西洋风格的音乐亭、喷泉和欧洲花卉,以及英国殖民者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纪念碑、镇压太平军的英国常胜军纪念碑,呈现明显的空间殖民主义色彩。公园长时期仅面向外国人开放,禁令直到1928年才得以解除。
    城市腹地的外滩被迫开埠,位于上海门户的吴淞则是自主开埠。作为成陆的前沿和海陆过渡的自然地带,明朝在此修筑了中国海运史上第一座官建航标,清朝在此设立了夹江对峙的东西炮台。1928年,吴淞从江苏划入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
    开埠前苏州河沿线就形成了老闸市、新闸市、曹家渡等市集,开埠后与内地联系更加频繁。1890年,作为对华人社会的妥协和公家花园的补充,工部局在苏州河边的涨滩上建造了面积仅为公家花园1/5的“华人公园”[5](图4)。到20世纪上半叶,浦江苏河沿线的景观空间呈现出显著的民族主义色彩,随着救亡图存情绪的日益高涨,成为具有强烈空间政治性和文化对抗性的空间。

    2  水文空间(1949—1992年)
    水文(Hydrology)空间以“水”为核心要素作为设计管理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河道沟渠被逐步抽干填平,浦江苏河成为城市中心水系中主要的2条河,三角洲泥沙堆积的城市面临下陷和洪涝风险,河岸不得不砌筑防汛墙。上海防汛墙建设始于1956年,30年间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图5)。黄浦江防汛标高也实现了4.8m、4.94m和5.3m[6]的三级跳,至今仍在升高的过程中。日益硬质渠化的浦江苏河成为城市沟壑,不仅阻隔了交通,而且自然驳岸固有的生态系统也遭到破坏,人与水的关系变得疏离。
    新中国成立前后苏州河沿岸仓库、里弄排出的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接进入河道,造成水质黑臭污染,河道仅能用作“航运、泄洪与排污,已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游离出去”[7]。这一时期浦江苏河滨水空间只考虑水文水利和水上交通,缺乏对人身心需求的关注。
    2.1  新中国成立17年(1949—1966年):防洪排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港作为内地的水上交通枢纽,工业和仓储运输业沿主要河道两岸蔓延。闸北、普陀沿苏州河地区建造了一批工厂和工人新村,如苏联专家规划设计的曹杨新村[8]等。这一时期滨水区建设少有规划,“居住区与工业区混杂”[9]。
    新中国成立后黄浦江滨江保存下来的主要开放空间就是黄浦公园,共青森林公园当时还只是一处绿化苗圃。1959年,外滩首次修建了高4.8m砖土结构的防汛设施[10],“滩”硬化成了“墙”。1963年(一说1962年[11]),外滩防汛墙改为混凝土结构并加高至5.2m[12]。
    1957年由柳绿华主持设计,在吴淞江(苏州河)古河道的西老河河湾建设了新中国第一座山水公园——长风公园,用开挖土方来垫高低洼场地,解决易涝问题,改善种植条件,并且融入南(苏州园林)、北(颐和园)造园手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滨水区处理以“防洪”和“填方”为主。
    2.2  “文革”时期(1966—1978年):人文乍现
    “文革”时期上海几乎所有的文化娱乐及公共建设都停止了。但汛期江水倒灌,使得黄浦江在1974年底又迎来一次大规模的防汛墙建设,标高再次上升,留下一段1 500m长的水泥防汛墙。“文革”后期,年轻人自发倚靠在墙边,望着往来船只集体谈恋爱,这就是著名的“外滩情人墙”。人与水滨互动的特征显现。
    2.3  改革开放(1978—1990年):轮渡航道
    改革开放以前,浦江沿岸轮渡发展迅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4条客渡线、1条车渡线增加到1978年的20条客渡、5条车渡线[13],浦江轮渡堪称当时全国最繁忙的水上客运交通航线。随着大量码头航运工程公司的出现,滨水区成为支持航运的服务空间,与市民生活无关。
    1982年,随着原共青苗圃北块改造为共青森林公园,近郊的黄浦江畔出现提供郊野活动的森林公园,森林城市理念进入人们视野。
    20世纪70年代初,苏州河水体持续恶化,危及周边居民的生活,上海开始了苏州河污染综合治理。1988年污水合流工程开工,同年拆迁了黄浦、虹口等4区的沿河码头,布置沿河绿化和兴建支流闸门,以防污水从支流进入苏州河[14]。水治理工程大体削减了苏州河80%的有机污染物,黑臭面貌得到了改善(图6)。
    作为城市中的沟堑,这一时期浦江苏河是水上运输和两岸交通的载体,滨水空间也是水运码头和水利防汛的设施空间。人们当时只能被动地应对水质环境和水上交通问题。

    3  人文空间(1990—2010年)
    浦东开发开放使上海从“临江”转型成“拥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交通网络形成带来滨水景观空间的可达性和形态变化;浦东新区重点以小陆家嘴等营造世界级滨水空间形象;迅速涌入的大量建设者和创业者也倾向于把吐故纳新的江河环境作为实现身份认同的公共空间。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张,城市规划更加关注自然山水和开发区域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在高歌猛进的大建设中,人们批判反思城市夸张的尺度、怪异的造型,时代呼唤“人文(humanity)空间”——关注人的尺度,人的情感,以及人创造的文化。防汛墙逐渐从单一线性的驳岸,向多层次的平台转变,更好地承载活动,利于生态修复,增加水岸“弹性”。
    21世纪前10年,滨水空间诠释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聚焦人的体验,推动了人与自然、历史、未来、艺术,以及人与人的对话,迈向人文空间。
    3.1  浦东开发(1990—2001年):两岸联动
    直至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浦江两岸”的概念才进入人们视野,黄浦江滨水区被作为完整的带状空间看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陆续将防汛高水位标高提至千年一遇[15],外滩滨水区配合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改造,将防汛墙向江面方向移动6~43.5m不等,并加高到6.9m,“沿江设置32座半圆弧形观光平台、64只庭式宫灯和8座艺术灯柱”[16],上海大学章永浩、张海平等设计了陈毅和浦江主题雕塑(图7),同济大学的设计师和上海油雕院的艺术家协同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塔及其基座浮雕。这一轮改造对滨水景观空间进行了综合性的设计探索,考虑了水滨氛围营造和公共艺术介入,外滩真正成为上海的名片。
    与外滩隔江相望的陆家嘴滨江大道于1997年开始建设,岸线从404m向2 400m延伸[17]。其景观驳岸改变了防汛墙只是一堵墙的概念,“利用该斜坡式的防汛堤,平行岸线方向依次布置了3个层面的道路”[18],其中4m标高处距离3.1m的黄浦江常水位仅0.9m,是当时离江面最近的亲水平台。
    20世纪末随着人口疏解,城市扩大,“田园城市”思想赋予原来人迹稀少的郊野新的功能和意义。位于吴淞地区的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挖掘长江门户水师炮台的历史,使军事教育成为公园特色,并把原场地钢渣与土壤按一定比例重新混合形成种植土,解决了黏土不利雨水下渗导致种植困难的问题,较早地进行了海绵城市的实践。比邻的临江公园把古代水关和城墙遗址、现代纪念性建筑和江南园林风貌进行有机融合,营造出浓郁的人文气氛。
    苏州河沿岸的环境品质也在不断改善。1997年,上海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环境治理项目——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20世纪末,全市最大的旧城改造——苏州河边的“三湾一弄”被“中远两湾城”取代,转型成为大型中央公园、主题广场、河滨绿色走廊和超大型居住社区。虽然连体大板式高层建筑造成了居住密度过大、滨河景观遮挡、公共岸线私有化等负面问题,但是在引领旧城改造方面仍起到示范作用。
    3.2  世博时代(2001—2010年):开放多元
    21世纪之初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正式启动,开发规划蓝图从吴淞口至徐浦大桥,两侧岸线长约85km,约74km2被划入控制范围,4个浦东浦西协调发展重点形象区被确定为北外滩-上海船厂、十六铺-东昌路、杨浦大桥地区和南浦大桥(含世博会)地区,两岸联动的格局显现。这轮规划协调了滨水发展中的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沿江控制出连续的开放空间和步行系统。
    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后,世博总规划师吴志强在园区黄浦江畔控制出4个公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风廊、视廊和绿色斑块。荷兰NITA设计的世博公园(图8)和江南广场是其中的标志性景观区和容纳高密度客流的展览型绿地。世博公园位于浦东卢浦大桥下,绿化设计采用疏林草地、带状花卉的形式,以“滩”和“扇”的双层意象空间结构,解决了夏季导风、视线通透和交通疏散的问题,形成“‘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寓意城市生态与城市人类活动完美的融合”[19]。公园沿黄浦江分级设置防汛墙,隐蔽在起伏地形中,“在保证人流安全的前提下应让人观赏和感受到黄浦江是一条一日两变的潮汐河”[20]。
    后滩湿地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以原生湿地为主题的大型公园,体现了对于“野草之美”的思考:“用当代景观设计手法,显现了场地的4层历史与文明属性:黄浦江滩的回归,农业文明的回味,工业文明的记忆和后工业生态文明的展望。[21]”
    2005年前后为配合世博会的举办,上海掀起公共环境整治运动。城市设计引导了外滩滨水空间改造,将延安路高架接外滩下匝道(亚洲第一弯)拆除,地面2/3的车道被引入地下,解放出50m滨江步行空间,实现“还江于民”[22]。改造拆除了吴淞路闸桥、黄浦公园的大门与围墙,增加了金融广场等新的活动节点,又把外白渡桥和外滩天文台进行移位修缮,运用各种手段突出滨水空间的历史人文价值。
    在苏州河流经中心城区(中山西路到黄浦江)的13.3km范围内,“河口-西藏路是租界公共建筑区;西藏路-长寿路是民族工商业发源区;长寿路-中山西路是沪西工业区和棚户区”[23]。外滩源是历史上江河交汇区域的第一块租界。自2001年始外滩源以“重塑功能、重现风貌”为原则,经历规划研究、方案征集、详规制定(图9)3轮工作,最终剔除了文汇报业大厦等不协调建筑,修缮了外滩博物馆等保护建筑,恢复了圆明园路等步行空间,新建了一些商业建筑,成为风貌完整、功能复合的区域。
    2002年的《苏州河滨河景观规划》在苏州河沿线布局了100余处集中绿地。其中梦清园位于突出的半岛地块,地下是沿岸4座雨水调蓄池之一。设计通过园内人工溪流的曝气复氧、湿地过滤床等水处理方法, 使观赏和灌溉后剩余的净化水回流进苏河,展示了苏州河环境治理阶段性成果。“这一系列的净化循环, 用直观、自然、艺术的方式向市民展示城市水体‘复活’的过程”[24]。另有袖珍的街旁绿地——九子公园通过雕塑(物)、景观(场)和活动(事)的方式探索了上海传统民俗文化再生的形式,把文脉、水脉和绿脉进行关联活化。
    “2002年初在苏州河沿岸静安、闸北、虹口、黄浦4区绿化样板段全面建成,总共5km。它以绿为主,融合了一些建筑小品、户外健身器材”[25]。从车行路沿到防汛墙的宽度从几十厘米到十来米不等,建成形态丰富、尺度细腻的步行区域,如四川路桥两侧紧贴防汛墙,留出观光步道,浙江路桥段亲水岸线出挑防汛墙,光复路近西藏路桥防汛墙后退与街旁绿地融合,陕西北路以西的光复路机动车路面抬高让驾乘者感受苏河。
    世纪之交20年是上海城市空间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奠定了上海未来空间发展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城市格局进一步拉开,城市风貌更加完整。浦江苏河滨水景观空间从防洪堤坝向生态化、艺术化的市民活动场所转变,实现了人文空间的回归(图10)。

    4  互文空间(2010年以后)
    后世博以来城市滨水区开发走向集成化和系统化,设计实践也走向分享化和定制化,滨水景观空间关注点从群体抽象的“人”向不同情感文化族群的“人”分化。大数据化使需求和反馈变得灵活主动,从而推动“互文空间”的实现。法国符号学、语言学家朱丽娅(Julia Kristeva)最先提出“互文(Intertext)性”,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相互参照、彼此牵连的关系。当代设计学借鉴此概念,进一步强化形态的关联,空间的呼应,意义的补充。
    “桥”和“船”是典型的互文空间符号,连接此岸与彼岸,当下和远方。2010年黄浦江上越江通道达17处。苏州河上既有回忆中的开埠第一桥——韦尔斯桥和福建路老闸桥(图11),还有历久弥新的外白渡桥和浙江路桥,联系了分散地块,穿越了空间、时间,成为沟通交流的舞台。邮轮、游艇业的振兴也是突破水上管理的藩篱、整合多种水上资源、面向海洋文化的重要支撑。目前浦江苏河沿线游艇码头渐多,但仅有高阳路港池一处内港码头,岸线形态单一。未来水岸码头亟待和公共活动整合互动,改变单调现状,提升空间品质。
    世博后滨水景观空间围绕“连接”和“参照”,以更加丰富的样态弥合碎片化的城市空间,钩沉遗失的历史要素,构建多维多元的互文空间体系。比如,2012年黄浦江东岸的新华码头(图12)区域开发更新设计竞赛中,优胜方案延续强化了上位规划的一系列设计原则:楔形街头绿地和开放视廊增加了水岸互动;滨水空间东西衔接和南北连通推动了整体联系;仓库洋房原真性改造促进了古今对话;关联和贯通成为滨水景观空间的主题。
    徐汇滨江绿地项目中英国PDR等提出“上海CORNICHE”(戛纳滨海景观大道)理念,以四级梯度空间和楔形绿化整合原有铁轨、火车头、塔吊。整体建设的西岸文化走廊因为北票煤码头改造为龙美术馆、飞机厂冲压车间举办空间艺术季等公共艺术项目落地而引人注目。
    2015年的苏河湾浙北绿地(图13)地上、地下空间设计研究,通过和技术管理部门及周边居民反复沟通后,确立了在苏河湾核心区建设近10.5hm2生态空间原则。方案融入了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和立体城市的理念,通过地上、地面、地下和时间的多维连接方式把零散的街区空间、分离的功能要素以及断裂的记忆节点重新接续起来,形成完整的风景园林。多层次慢行系统的联通和塑造成为滨水景观空间设计和评价的关键。
    201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改造后的四行仓库纪念地由“一个广场、一堵墙、一个雕塑、一个展示馆”[26]组成,在苏州河边塑造了一处新的连接历史时空的场所。
    后世博时期,人与水岸互动不断深入,浦江苏河滨水景观空间已经突破简单水岸设施或者市民观光空间范畴,成为各种资源、信息、活动汇聚的场所。在滨水空间价值日益凸显的今天,昔日的地理天堑正逐步成为人和城市进行轻松沟通的柔性公共空间。

    5  结语
    “城市水系不仅促使城市的形成,而且充当城市物质运输的重要通道,成为城市水源地、动力源、交通通道及污染的净化场所。现代城市水系的生态环境、景观旅游等功能日益强化,推动着城市形态的有机优化进程”[27]。浦江苏河滨水景观空间的变迁历程表明,“滨水景观优化的核心是实现城市中公共开放空间的扩展与生态系统的恢复”[25]。
    从殖民者的专属空间,到抑制个性的集体空间;从改革开放后的效益、资源空间,到今天的共享、开放空间。这些转变体现了城市的理性回归和人文复兴。百年浦江苏河滨水景观空间发展,从地文空间、水文空间的单一形态,到人文空间、互文空间的多维构成,从点、线到面,从一维到多维,也成为社会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调走向多元的投影。发展阶段受技术、观念、政策事件的影响,其变迁的姿态,却非这些因素简单叠加的结果,有更复杂的空间演化逻辑。放在长江流域国家战略格局中考察,浦江苏河滨水景观空间的梳理和解读更显特殊价值。日本建筑师毛纲毅旷曾说:“21世纪是超地球的时代,水滨在这一时刻具有与宇宙相联系的特殊地位。[11]”当下城市滨水区受关注度日益提高,其开发设计正在从少数精英决策,让渡为全面广泛的公众参与,更多的沟通协作和互动创新将为城市创造更加多彩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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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