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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实践智慧对图式语言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风景园林;约翰·莱尔;生态实践智慧;人文生态系统;图式语言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hn Lyle; ecological practice wisdom; human ecosystem; pattern language

    摘要:从麦克哈格(Ian McHarg)“设计结合自然”到约翰·莱尔(John Lyle)“人文生态系统设计”,都是运用科学知识与经验,挖掘“人地关系”的本质内涵,建立科学的实现路径,将复杂的生态关系通过实践整合建立起来的生态实践智慧。约翰·莱尔“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是对麦克哈格“适宜性设计体系”的发展。他以场所场地具有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有机融合的整体生态系统为核心,建立起了尺度等级、过程机制和生态秩序三大空间生态核心思想,揭示了风景园林空间所具有的人文生态系统整体特征、内在机理和具体表象等特征。图式语言以空间单元为基本语汇,取代了要素为基本构成的景观空间的刻画方式,研究和描述空间单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尺度、过程和秩序)、功能和绩效,形成了独特的揭示景观空间规律和机理的理论与方法。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智慧为图式语言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Abstract:Both the thoughts of "Design with Nature" from Ian McHarg and the thoughts of "Design for Human Ecosystem" from John Lyle are all ecological practical wisdom combining ecological relations to planning practice through applying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digging the essence of man- land relations and building pathway to come them true. The thoughts of "Design for Human Ecosystem" from John Lyle are extended from the thought of suitability analysis from Ian McHarg. John Lyle thought the total human ecosystem as the core integrating nature with human and built up his ecological thoughts describing spatial scale hierarchy, process mechanism and ecological order. The theory of pattern language takes the spatial units as the landscape vocabulary series which replace the landscape elements to understand and describe the landscape space, discovers the inner relations among space units (scale, process and order),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It has been a distinctive theory and method to research space reasoning of landscape and shapes landscape space. The human ecological practical wisdom of John Lyle has been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pattern language research.

    内容:1  研究背景
    1.1  人居环境是融合自然与人文生态空间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
    以人居环境为对象,以风景园林空间为出发点,生态规划方法的整体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生态到人文生态再到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过程[1],具体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以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理念为代表,建立了以自然生态因素为主体的适宜性评价的规划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约翰·莱尔“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理念为代表,以场地场所为关键,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方法,初步建立起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规划体系,即在特定自然系统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人们通过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环境的独特思想、方法和技术,形成独特的自然利用方式和创造形成“天人合一、完整有机”的自然-人文复合系统的规划设计方法[1]。
    1.2  “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有效推动了“设计结合自然”的思想发展
    以麦克哈格“适宜性技术”为代表的生态规划思想,认为人类活动必定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格局和界面特征带来影响与干扰。“设计结合自然”始终把生态规划的过程立足于自然环境的积极反馈之上,认为规划设计的目的即保证自然格局的整体性,自然过程的完整性和自然界面的延伸性[2],而人的需求仅仅是建立在环境承载力范围内的附加参考价值[3]。但是在约翰·莱尔看来,即使是完全自由、不被干涉的自然生态系统,也会由于自然演替和自然过程的存在出现机能的下降、衰落,甚至湮没。生态规划设计应“满足人类目的、支撑人类社会”,并通过最适宜的方式调动潜在的自然资源,为人类与动植物的共存创造最佳且可持续的栖息地[4]。约翰·莱尔“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思想体系及人文生态系统规划的方法,突破了麦克哈格的框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生态规划向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的方向发展。
    1.3  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研究成为风景园林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路径
    生态智慧是运用生态知识、原理和规律,从事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的能力。它可以来自于知识指导下的实践,也可以来自于成功实践下的知识总结。从实践中获取可行动的知识和实践知识成为实践研究的重要路径。无论是“设计结合自然”,还是“人文生态系统设计”,都是运用科学知识与经验,挖掘“人地关系”的本质内涵,建立科学的实现路径,将生态关系通过实践整合建立起来的生态实践智慧[5]。风景园林是一门工程实践学科,学科背后依托地理学、生态学、植物学、行为学、美学等多个学科,但风景园林不是聚焦于这些学科所开展的科学规律和机理的研究,而是建立在这些科学规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营造为核心所建立的,可实施和可实践的知识体系和技能。因此,生态实践智慧成为风景园林学科的专业核心。

    2  约翰·莱尔的尺度-过程-秩序思想成为图式语言空间逻辑的重要支撑
    2.1  约翰·莱尔人文生态思想与生态实践智慧
    约翰·莱尔认为,人文生态系统是具有多重尺度等级的,是由在不同尺度上呈现出不同生态秩序特征的开放体系所构成的整体,并且存在持续进行的自然与生态过程作为体系之间与体系内部的联系通道。对人文生态系统进行规划与设计的重点,是在充分考虑人类本身因素和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有序且具有针对性的规划与设计过程,有意识地尊重、介入并参与到已有的自然与生态过程中,从而在特定尺度上塑造人与环境稳定共存的新的生态秩序。因此,尺度等级、过程机制和生态秩序成为约翰·莱尔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体系的三大核心内容,分别从整体特征、内在机理和具体表象三方面对人文生态系统进行了描述和解读。但是,这三方面内容并非是人文生态系统中分立并置的3个部分,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包含的整体机制,它们从宏观到微观、从表象到内在地构建起人文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实施途径[6]。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体系框架包括三大核心思想、7个主要观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图1)。尺度等级从整体角度出发描述了人文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即组成人文生态系统整体的生态组分之间存在等级关系,各组分在保持尺度内部生态特征各异的同时,等级之间存在物质、人文及能量的联系通道。约翰·莱尔同时指出,生态规划与设计所针对的是仅限于某一特定或既定尺度等级上的明确范围。过程机制反映出,无论从已有机制或是从规划设计的角度讲,人文生态系统都需要有组织、有秩序的过程的支撑。一方面是指已经存在的自然与生态过程是人文生态系统正常运作的内部动力,另一方面指的是,从人类需求出发的规划与设计过程是人文生态系统定向塑造的重要手段。生态秩序从结构秩序、功能秩序和区位格局秩序3个角度对某一特定尺度等级下所呈现的生态特征进行了描述。其意义在于阐明人文生态系统之所以稳定存在并运作的原因;同时,对这三方面清晰的认知也有助于为生态规划设计提供基础信息、明确规划对象以及选择分析工具。三大核心思想相互依存、彼此关联,系统地体现了约翰·莱尔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思想体系。其间的关系表现为:因尺度不同而各异的生态秩序作为水平层面上尺度分异的特征表达,为特定尺度等级上的生态规划设计提供了基础信息与规划依据;自然和生态过程作为垂直层面上尺度嵌套的形成机理,是联系人文生态系统各个尺度等级间的通道,也是生态规划设计中加强尺度间联系的途径;规划与设计过程通过对生态区位秩序信息的收集、分析、探索与应用,从要素及要素间关系等方面对已有生态结构秩序加以介入和重塑,从而使生态功能秩序在最大化满足人类需求的前提下正常发挥并持续运作。
    2.2  尺度嵌套是人文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特征
    具有不同的尺度等级且各尺度等级间存在嵌套关系,是人文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特征。因此,可以将人文生态系统视作能够被分解为多种尺度等级的综合体。虽然各尺度等级间没有明确的划分界线,但是在每一个尺度内,人文生态系统由于水平拼接的作用表现出大相径庭的景观格局及生态特征。这为不同尺度等级下的生态规划提供了各自关注的重点,从而能够确定合适的研究范围和规划特色,并指向针对性的生态处理手法与方案细化程度[7]。不同的尺度等级通过垂直嵌套发生联系,从而使任何一个尺度等级的生态系统都包含更小的次级生态系统,而它同时也会作为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直到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尺度等级上的生态规划都应被置于更大的尺度中加以考虑,以避免因忽略尺度间存在的关系网络和嵌套特征而打破原有的关键生态过程与联系。所以,在人文生态系统规划与设计中,应基于尺度等级间的垂直关系做到“规划目标自上而下的传递及自下而上的实现”,即上一级尺度为下一级尺度的目标制定指明方向、制定纲领;下一级尺度为上一级尺度的目标实现提供实际的可操作途径。约翰·莱尔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体系中尺度嵌套的核心思想,通过强调人文生态系统尺度分级、嵌套的结构特征及其对生态规划设计的指导作用,弥补了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的规划方法仅适用于大尺度、宏观的景观规划项目的不足,补充了在区域、规划单元及更小尺度上对土地固有属性及人类活动适宜性和限制性的认识。
    2.3  过程机制是人文生态系统塑造的关键动力
    基于“人文生态系统是可被分解的尺度综合体”这一观点,“过程机制”核心思想指出:一方面,规划师应该透过生态系统的表象,对以能量传递或物质交换为本质的自然生态过程和以历史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生态过程进行识别与认知,从形成机理的角度对在水平拼接与垂直嵌套下形成的人文生态系统有机整体进行解构——打散、分解和分析[8];了解不同地域条件与文化背景下人文生态系统具有地方性、人文性和演进性特征的生成过程和可能产生的演进结果,从文脉和地脉中挖掘、提炼并形成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灵感。另一方面,规划师需要通过运用多种设计与分析工具,如可持续性比较模型、环境影响评价矩阵、物质与能量流动分析图表等,基于对科学数据的分析应用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探索实践,在环境客体的基础上叠加人的理解与感知,通过对人-地关系的认知和体验,重组并塑造自然-人文复合系统,进行具有理性和逻辑性的生态规划与设计过程。约翰·莱尔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体系中过程机制的核心思想,通过对生态规划方法和模型工具的运用,揭示出生态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水平作用和物质交换过程同样是塑造人文生态系统不同尺度上生态特征的关键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麦克哈格因过分关注生态系统各因素之间的垂直作用与能量流动过程,而忽视了水平作用和物质之间的交换与影响的不足之处;此外,这一核心思想还强调了人在塑造人文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基于对自然与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发展与演变本质的理解,通过主动的参与和创造,对已有文脉与地脉进行提炼、保护、传承和发展,从而塑造“天人合一、完整有机”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
    2.4  生态秩序是人文生态系统稳定运作的重要保障
    展开生态规划的前提,是将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大量信息以具有充分内在联系的形式加以秩序性地组织和呈现;进行生态规划的关键,是掌握使所有分散组分联系为有机整体的隐藏关联和潜在秩序;实施生态规划的目的,是期望将人文因素以具有理性和创造性的干预方式叠加在自然因素之上,从而满足人类的需求并使人文生态系统以一定的规律和秩序稳定运作。因此,约翰·莱尔提出“生态秩序”的核心思想,并通过结构秩序、功能秩序和区位格局秩序3种模式,揭示人文生态系统得以稳定运作的潜在机制。首先,结构秩序代表了以土壤和岩石为主的非生物要素,以及以生产者、分解者与消费者为3种类型的生物要素;继续将生物要素进行分解,则得到不同的物种、种群、群落及至生物个体。具有层级特征的结构秩序,为不同尺度等级上的生态规划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分析对象与规划重点。其次,功能秩序是指存在于各要素之间,以水平方向上的能量传递和物质流动为主要形式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这是各个层级的结构秩序得以维系的原因,也为生态规划过程中如何介入并重塑已有的生态结构秩序提供了可操作途径。最后,区位格局秩序描述了人文生态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秩序随区位变化所呈现出的特征规律,这些变化是由于不同地区内不同的地形、气候、温度、湿度及地表结构等区位特征造成的。不同的区位有着不同的生态格局,其上呈现出适应该格局的不同生态结构与功能秩序,这正是人文生态系统体现出多样化地域特征的原因,也是塑造具有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关键所在。总之,理顺人文生态系统内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区位下的表现,是推动和调节人文生态系统内部各自然和人工要素发挥其应有价值的关键,也成为风景园林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路径。

    3  图式语言是研究景观生态空间机理和秩序的重要理论与方法
    3.1  “景观的语言”是人文生态设计和文化适应性理论发展的具体产物之一
    在景观模式化发展的潮流中,景观的语言成为突出个性化和地方性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方法。模式化旨在多样化的问题中寻求共同的解决路径,而景观的语言则强调景观设计语言的多样性和空间关系的多样性与地方性,从而建立了多样化地方性景观塑造的设计思想。设计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经历杰曼·博弗兰德(Germain Boffrand)《论建筑篇》(Livre d' architecture)、西萨·达利(Cesar Daly)“建筑是一种语言”、皮特·科林斯(Peter Collin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布达拉·艾洛蒂(Buthayna H. Eilouti)《景观形式语言》(Towards a Form Processor,2001)、C. 亚历山大(Chrispoher Alexander)《模式语言》(The Pattern Language)等建筑设计语言的发展,成为建筑学重要的设计理论之一。近30年来随着3S技术的发展,模式化和语言化也成为风景园林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的重要领域之一。英国丹·西维亚·克罗威(Dame Sylvia Crowe)《景观模式》(The Pattern of Landscape)、美国温彻·穆斯达特(Wenche E. Dramstad)《风景园林与土地利用规划中的景观生态学原理》(Landscape Ecology Principl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Land-use Planning,1996)、美国安妮·斯派恩(Anne Whiston Spirn)《景观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Landscape)[9]、罗曼·布什(Norman Booth)《场地设计语言》(Found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grating Form and Space Using The Language of Site Design)[10]和西蒙·贝尔(Simon Bell)《景观格局、感知与过程》(Landscape: Pattern, Perception and Process)[11]等重要著作相继出版。其中,作为代表人物,西蒙·贝尔对景观图式的研究受到英国风景园林师丹·西维亚·克罗威与玛丽·米切尔(Mary Mitchell)合作的著作《景观模式》(The Pattern of Landscape)、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美国森林生态学家吉瑞·富兰克林(Jerry Franklin)、美国景观生态学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man)和米歇尔·高登(Michel Godron)的影响,并吸收植物群落模式方法,应用景观分析评价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推动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有机整合的一体化图式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景观图式理论与教学体系。安妮·斯派恩关于景观语言的研究始于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历、北美和西欧温带森林中的生活经历、哈佛大学艺术系艺术史的学习经历以及WMRT(Wallace,McHarg,Roberts and Todd)工作室的实践经历。从“景观图式”和“景观语言”的形成过程来看,亚历山大“模式语言”揭示的景观空间模式、麦克哈格生态智慧、安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旅行经历以及创新教学方法的探索成为“景观语言”形成的共同基础。
    3.2 “景观的语言”尺度机制的缺失无法真正解决景观空间的内在逻辑
    “景观的语言”研究起源较早,但发展较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较快发展。安妮·斯派恩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研究领域。“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 Ecology)4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环境)、语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安妮·斯派恩以“磨溪社区”(The Mill Creek)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了长期规划设计实践研究和MIT教学探讨。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马克·罗世吉(Mark Roskill)教授以景观的语言为核心,研究景观与语言、景观与文学的关系,探究景观设计的人文本质过程、景观吸引力塑造等景观规划设计核心内容,并出版了与安妮·斯派恩相同书名的《景观的语言》(1997)。在安妮·斯派恩研究的基础上,哈佛大学教授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nier)也对景观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纳入自己基于规划设计思想的《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Follow Nature' Lead,2002)研究体系中,更进一步拓展了景观语言研究对风景园林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本质的研究范畴[12]。但以景观要素为基本构成,借助语言学逻辑理解和认识景观整体的思想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它建立了景观认知与塑造的新思维。但从产生起,其发展并没有实现长足的理论拓展。主要原因可能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要素为基本语言构成的“景观的语言”体系强调了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景观空间之间的关系,缺乏完整的景观表意单元和空间组织单元。2)景观的语言对尺度的定义缺乏依据,同时将焦点集聚在单一尺度的逻辑关系上,没有建立起正确的景观空间的尺度及其空间尺度嵌套与尺度转换机制,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完整的景观空间的逻辑和关系,没有揭示景观空间的内在规律,缺乏真正的空间语言关系。
    3.3  景观图式语言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研究景观空间机理的重要理论工具
    图式语言以空间单元为基本语汇,取代了要素为基本构成的景观空间的刻画方式,研究和描述空间单元之间尺度过程主导下的内在逻辑关系、功能和绩效,形成了图式语言独特的揭示景观空间机理和空间规律的理论和方法。图式语言的起源来自于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对优秀样本空间规律的研究,斯派恩“景观的语言”用语言逻辑对景观空间的研究,西蒙·贝尔对空间模式(pattern)的总结和约翰·莱尔对空间等级-过程-秩序的生态实践智慧。以建筑和城市规划为核心内容的“模式语言”起源于C. 亚历山大的研究,成为学科发展重要的理论之一。在其“模式的语言”体系中,253个模式中有109个与风景园林相关,不仅对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看来蕴含在模式语言中的风景园林思想从其诞生伊始便对风景园林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成为生态规划设计图式语言研究的思想源泉。与亚历山大的思想一致,杰佛瑞·杰里科(Geoffrey Jellicoe)和苏珊·杰里科(Susan Jellicoe)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了人类环境的塑造历史,揭示了从古到今人居环境变迁的文化图式(The Landscape of Man,1975、1987、1995)。伊丽莎白·伯顿(Elizabeth Boults,2010)和奇普·沙利文(Chip Sullivan,2010)从风景园林设计发展历史的角度研究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理(46个图式原理)和基本语汇(84个设计语汇)的图式语言思想,揭示风景园林设计的本质思想源泉与方法,以及探究风景园林设计思想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温彻·穆斯塔德(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概念性图式。理查德·杜比(Richard Dube,1997)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途径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贝尔(1999)研究了图式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初步探讨了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并用理论分析结合实例的方法来论述。他认为人类与其生活的世界紧密相连,人类应该有意识更好地经营自然和文化资源,使其更加可持续。罗曼·布什(2012)针对性地研究了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个性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探讨场地空间的生成策略,通过场地设计语言构建形态与功能的一体化,成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基础。王云才自2009年以来从景观空间类型入手,先后开展了水体生境、界面空间、网络空间、轴线空间、公共开放空间、土地形态等完整系统的图式语言设计语汇的研究,并建立了基于尺度嵌套和尺度转换机理的图式语言空间逻辑关系体系,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图式语言体系,探索建立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基于景观空间逻辑关系和地方性景观的本质过程[13-22]。

    4  总结与讨论
    风景园林生态规划方法经历了从自然生态到人文生态再到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人们在生态规划中的关注点也在单一的自然生态因素的基础上逐渐加入越来越多对人文生态因素的考虑,为生态系统在自然性、原生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增添了地方性、文化性、延续性等特征,从而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规划与设计方法的发展[23-24]。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体系,通过尺度等级、过程机制和生态秩序3个彼此关联的核心思想,为人文生态系统的地方特性与人文特征的描述和认知提供了框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的生态规划方法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这一规划观念上的不足,对景观管理及生态系统水平作用关系的忽视[25],对生态系统中、微观尺度规划设计的空缺,以及生态因子对中、微观设计的影响、指导与启示作用的忽略。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系统规划方法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体系的指导下,基于“理性过程模型”的人文生态系统规划与设计过程范式与模型,并在其中强调了人类需求的满足、人文过程的参与、人为因素的干预等人文生态要素的作用与角色。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思想体系与规划方法框架,是经过一定案例的积累逐渐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方法体系,在推动了生态系统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发展的同时,对于今天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的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基于约翰·莱尔“尺度-过程-秩序”的生态智慧基础上的景观图式语言目前看来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有效的:1)以空间为单元,将空间中的自然与人文生态过程整合成为有机的空间整体。2)以空间单元体系为语汇,以尺度嵌套和转化为重要系统过程,以空间关系为机理能够有效揭示景观整体空间由局部到整体的形成机理。3)用图式语言的理论和方法认知景观空间,建立地方性的空间语汇和逻辑关系,是正确认知景观地方性的保障,是地方性景观传承和延续的重要途径[26]。4)依据图式语言,在基本设计语汇和空间机理相同的情况下,设计师可以容易地建立个性化的设计体系[27]。5)设计语汇和空间逻辑关系的与时俱进和变化是连续的和逐渐的过程,为景观设计的创新性和时代性提供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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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李旻)